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 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在新马独立之前，新加坡老一辈並不懂马来文的华人（包括非土生华人）大都能讲混杂中国方言的不纯正马来语（巴刹马来语）。当年，马来语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的主要语言。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以期和不同的种族结合为单一国家的公民。自治邦成立不久，成人教育局、民间团体纷纷开办了不少马来文班级、政府开展了“效忠周”与“国语运动”，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南洋大学更开办了马来语文系，培育了不少马来语文著名学者如：廖裕芳教授、陈达生博士、廖建裕博士与杨贵谊博士等。

　　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然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四种官方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国人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在国会发表演说。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成立，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及行动党市议员在就职典礼当天首次在会议厅以华语和马来语发言，获得在场观礼的市民雷动般的不绝掌声。今天，只有少部分的议员在新加坡国会以他们的母语发言，以国语发言者更是罕见。

　　华文虽是官方语文之一，但由于英文是官方的行政语文，即使精通华文的华人也大都习惯采用英文与官方机构沟通，自动放弃使用华文的权力，以求让要办理的事情得到较快的处理和解决。


英文为单一行政语文

　　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于是，英文成为上层社会使用的强势语文，是大多数机构主管级人员日常沟通的语言。处于这样的大环境，其他官方语言的应用逐步被边缘化是明显的趋势。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华族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新加坡英语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然而，部分讲英语的新加坡人以没有正确语法且混杂马来语或华人方言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他们相互沟通的生活语言。
华语取代方言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除了路经牛车水的东北线外，其他三条地铁列车车厢里，只听到广播员在到站时单用英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年轻一代的华人因华文水平低，缺乏华语词汇已大都无法讲不参杂英语的华语，对阅读华文报刊有困难而索性放弃阅读。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淡米尔语是多数淡米尔人的家庭用语

　　新加坡约有9%的人口是印度人，其中多数是讲淡米尔语的淡米尔人，约占新加坡印度人口的58%。
　　

淡米尔语是一种有超过二千年历史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方，该地区的人主要说淡米尔语，所以淡米尔语被列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在2000年，新加坡有约26万印度人，其中有约38.8%使用淡米尔语为家庭用语，占淡米尔人的67%。英语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主要沟通语言，老一辈的印度人也以不纯正的马来语和其他种族沟通。

(修正版 7/8/2012）

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在新马独立之前，新加坡老一辈並不懂马来文的华人（包括非土生华人）大都能讲混杂中国方言的不纯正马来语（巴刹马来语）.当年，马来语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的主要语言。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以期和不同的种族结合为单一国家的公民。自治邦成立不久, 成人教育局、民间团体纷纷开办了不少马来文班级、政府开展了“效忠周”与“国语运动”，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南洋大学更开办了马来语文系，培育了不少马来语文著名学者如:廖裕芳教授、陈达生博士、廖建裕博士与杨贵谊博士等。。
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然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四种官方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国人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在国会发表演说。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成立，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及行动党市议员在就职典礼当天首次在会议厅以华语和马来语发言，获得在场观礼的市民雷动般的不绝掌声。在今天，我们有时也可听到总理和少部分的议员以他们的母语发言。
华文虽是官方语文之一，但由于英文是官方的行政语文，即使精通华文的华人也大都习惯采用英文与官方机构沟通，自动放弃使用华文的权力，以求让要办理的事情得到较快的处理和解决。

英文为单一行政语文
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华族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新加坡英语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然而，部分讲英语的新加坡人以没有正确语法且混杂马来语或华人方言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他们相互沟通的生活语言。

华语取代方言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除了路经牛车水的东北线外，其他三条地铁列车车厢里，只听到广播员在到站时单用英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年轻一代的华人因华文水平低，缺乏华语词汇已大都无法讲不参杂英语的华语，对阅读华文报刊有困难而索性放弃阅读。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淡米尔语是多数淡米尔人的家庭用语
新加坡约有9% 的人口是印度人，其中多数是讲淡米尔语的淡米尔人，约占我国印度人口的58%。
淡米尔语是一种有超过二千年历史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方 ，该地区的人主要说淡米尔语， 所以淡米尔语被列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在2000年，我国有约26万印度人，其中有约38.8% 使用淡米尔语为家庭用语，占淡米尔人的67%。英语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主要沟通语言，老一辈的印度人也以不纯正的马来语和其他种族沟通。

2012-7-18原文（早报：《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不同》）
2012-7-26增修 （随笔南洋:《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的语文环境已大不同

（2012-07-18）
黄国全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但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在地铁环线的列车车厢里，基本已无法看到华文字，到站时的广播也不像东北线列车般，也用华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本文于2012年7月18日刊于联合早报交流版）

给多生育的父母更多奖励

今天，在新加坡，很多女性都接受了教育，和男性同工同酬。女性可以选择保持单身，只有当一位男性能给她的生活增加价值，或者当她想要孩子的时候才去结婚，导致了婚姻的推迟，出生率的下降。
　　在2011年华裔的生育率在全部人口中是最低的，只有1.08。很多女性不是推迟结婚，就是保持单身。在年龄介于30到34岁之间的新加坡人中，有44%的男性和31%的女性是单身，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国人迟婚和延后生育，导致新加坡人的生育率下跌至1.2，与人口的2.1替代水平相差很大。
　　据《联合早报》报道：为了鼓励国人结婚和为人父母，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例如：让人们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为新妈妈和小孩的父母保留权益，提供奖励配套以帮助父母支付养育孩子的开销。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估计，在目前的奖励配套下，一个中等入息，有两个孩子满7岁的家庭，可享有2万元婴儿花红、5万3000元的育儿及托儿津贴、1万元所得税减免。此外，妈妈生育每一胎孩子，可有四个月产假、每年六天的家长事假等。整个奖励配套总值约14万2000元。
　　自2001年初政府推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和奖励配套，从每年5亿元到2008年的16亿元，接二连三提出庞大拨款的配套，但效果仍是令人失望。
　　政府至今所推出的鼓励结婚措施，范围包括：设立社交发展网，提高单身者的社交机会；保留更多预购组屋单位给首次申请组屋的新婚夫妇等都无法扭转国人迟婚的趋势，单身的百分比逐年增高。此外，已婚而不生育者达21.8%，那丰厚的奖励配套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除了继续鼓励结婚以及提供已婚家庭的奖励配套外，可考虑配套以外的措施，如给已育有两个孩子的家长更多的鼓励，让他们考虑生育第三个孩子，以提高我国的生育率。
　　相关调查及咨询结果也显示，77%的已婚者渴望有两三个孩子，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些已婚者，给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曙光。政府应采给育有多孩子的父母年老时享有免费医疗优待 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鼓励这些父母再生育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项。
给多生育的父母年老时享有免费医疗优待
笔者认为：除了现有的各种奖励配套外，更有效的奖励是让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老人在65岁或古稀之年，获得免费的医疗照顾，以回报他们为国家培育新一代的公民所做出的贡献。这将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至于害怕会因过去养育多孩子的负担而导致年老时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应付未来昂贵的医药开支。
　　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尤其是只有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的家庭，在家庭环境许可下，一般上，更希望添多一个与自己的孩子不同性别的孩子，以增添家庭的乐趣。再者，第三个孩子上大学时，老大或已就业，在必要时，可资助老三的教育开支。我想，给予适当的鼓励，要这些人带来人口的增长是会比要未婚者早婚或是要已婚者早生贵子来得容易。
　　至于已生育三个孩子的父母，如果愿意再为国家生儿育女，增添人口，自然应受欢迎，应给予与生育第三个孩子的父母同样的免费医疗优待，以资鼓励。
低生育率是我国的隐忧。如果没有未雨绸缪我们将不得不依靠移民来弥补人口的不足，要是没有新移民，岛国就会面临劳动人口的萎缩进而导致经济停滞的不良后果。
(刊载于联合早报 07/07/2012)

期待更多文教与政治改革

后港补选在经历9天的激烈选战后，被副总理张志贤认为没有诚信，非工人党最佳人选，不够资格被选入国会的方荣发却以1万3447张（62.09%）选票的成绩战胜了人民行动党的朱倍庆（得票率为37.91%），让后者饮恨沙场。
　
初次在后港上阵的方荣发竟然能击败在后港基层苦心备战15个月，为后港人所熟知的“老将”朱倍庆，印证了工人党和刘程强在后港的强大实力。大部分后港选民把补选当成是全国选举的一部分而不仅是一场地方选举，否定了行动党在选前坚持补选是“地方选举”的说法。后港选民更希望在国会有多一把反对党的声音，宣扬民主，捍卫民主圣地。
　　
虽然如此，行动党那年轻有为、能言善道、体恤贫老、翻新厕所、后港走透透的高素质候选人朱倍庆，确实也为他的党赢取了一些游离选票。这些后港的游离选民为朱倍庆的诚意而动情，也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希望后港有所改变，让有政府为后台的朱倍庆能更有效地使后港组屋尽早翻新，提高他们的组屋价值而把票投给行动党，使行动党得到比去年大选多了近3个百分点的选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使后港的选情有太大的改变。
　　
据早报报道，刘程强已宣布决定推展和落实后港翻新计划。虽是败选，补选后仍然将担任后港基层组织顾问的朱倍庆，今后将以更宽容大方的君子态度，支持方荣发的组屋翻新和改善后港社区环境的计划，或是加以为难和阻挠，我们且拭目以待。
　　
过去的大选，吴作栋到后港助选，并准备1亿元翻新后港区，可是后港选民却不为所动，他们明白后港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摇篮，李显龙总理和张副总理这次在选前都已相信后港是工人党难以攻破的堡垒。未来的大选，行动党要在后港区有所突破，除了需要有像朱倍庆那样的人才，继续在后港不断努力苦干外，还须继续在国家的层面做检讨，对当前各项有欠妥善的政策与措施，作更深入和具突破性的改革，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自去年大选以来，执政党因失去了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单选区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减少部长薪金、缩紧移民政策、照顾低收入家庭、改善公共交通、增建组屋等都是很受国人欢迎的措施。今后希望有更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等高层次的改革出现，让岛国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开放、具有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和谐社会， 让国人能摈弃前嫌与成见，团结一致，携手合作，努力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工人党虽然在老将刘程强的护航下赢了选战，但却也因饶欣龙事件、党员退党、傅日源风波以及匿名信泄漏会议记录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工人党的形象或多或少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这和工人党在这回的补选得票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或许有些关联。
　　
此外，这次的补选并没有发现有其他反对党到来为工人党在群众大会上站台，也让人们对反对党的团结产生质疑。

（刊载于联合早报 31-05-2012）

市长权杖

权杖是一种仪仗式的工具，。它是西方贵族或掌权者用来表示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用具，如：国王权杖、市长权杖、元帅权杖、教皇权杖等.

国王权杖是象征皇权的用具，通常为欧洲王国的国王所持有。权杖地位等同于中国的玉玺，装饰华丽，常为金、银等贵金属所打造，镶嵌有宝石。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支类似英国权杖的市长权杖。这支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国泰机构的老板陆运涛先生特地向英国爱丁堡金匠定制铸造，作为捐献给新加坡市以志其盛的礼物。

1954年3月，陆运涛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把这支权杖授给了当年的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于是，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1957年，王永元先生就任新加坡第一任市长。他认为权杖具有殖民地的象征意义，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宣布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于是，该权杖被收藏在市议会的储藏室内，一直到后来文化部长邝摄志先生在巡视市议会大厦时才偶然被发现。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多美尼•普都遮里 – 普杰立的父亲

22/04/2011
4 月10日，《早报星期天》以首版版位刊登了“老左的儿子”王乙康独家专访，并在新闻第8版的显著版位介绍了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的老爸，前社阵议员王连丁。为了让读者也知道另一位行动党候选人，“老左的儿子”普杰立，笔者在此也介绍了普杰立的老爸 – 多美尼•普都遮里 (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王连丁一样，多美尼•普都遮里早期也是行动党人，后因反对新马合倂，于1961年随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退出行动党加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他是个工会红人，与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巴尼齐名，是新加坡左翼工会六大领袖之一。

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展开“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多美尼•普都遮里、王连丁和林清祥等12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多美尼•普都遮里的哥哥，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

普杰立的伯伯，詹姆斯•普都遮里也是50年代和林清祥齐名的工运领袖。他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先后于1951，1956 和1963 年三度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大学时期，他和傅树介、林福寿、兀哈尔等年轻激进分子组织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展开反殖独立运动。1963年遭逮捕后，被遣回马来亚继续拘留。获释后，在马来亚开始其律师生涯。

詹姆斯。普都遮里在2000年 4月3日逝世于吉隆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