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人路”改名“中山路”

紧随着本地“中山公园”的落成，坐落于新加坡大人路的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经过一年的重修后终于在10月8日在张永福的后辈张志贤副总理的主持下举行了重新开馆仪式。晚晴园在重新开馆后短短的三星期内便迎来了七万多国内外访客，其魅力由此可见。
参加开馆仪式的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认为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世界众多孙中山纪念馆中深具特色，是最能代表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密切关系的纪念馆。它彰显了海外华人对那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
是中国政协委员，也是孙中山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的孙必达也认为晚晴园把重点放在支持辛亥革命的华人身上，能把新加坡与现代中国连接起来，让中国人永远不忘和感激新加坡先贤参与这场革命的历史事迹。
11月3日，晚晴园、国大中文系和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联办了两天的研讨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与会者，当中包括约40名海内外学者。
晚晴园的存在既是具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与备受重视，笔者认为应大大加强对晚晴园的宣传，使它也成为全世界海内外华人到访新加坡旅游时不可错过的重要景点。其中最有效的步骤之一是把晚晴园所坐落的“大人路”（Tai Gin Road）改名为“中山路”(Zhong Shan Road)。　　
道路改名并非是新鲜事，过去“兰拉街”(Dunlop Street)改名“南洛街”便是其中一例。要是改名会引起某些不便，可考虑英文路名“Tai Gin”保持不变。
在今天，多数新加坡的年轻人已不知孙中山是何人，原因是孙中山的英文译名是孙逸仙Sun Yat Sen.大人路的改名有助于年轻国人认识和知道孙中山，进而引发他们对近代历史的兴趣和认识，明白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是新加坡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厦门、青岛等地都有中山路。在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也可找到中山路。新加坡如果也有中山路将会让晚晴园因其所在地而加强其知名度。
建议中的改名若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与落实，笔者更期望“中山大酒店”、“小桃园俱乐部”、“小桃园餐馆”等与晚晴园相关的旅游项目将会先后出现在中山路、中山公园、和马里士他路，为旅游业带来商机，为晚晴园增添光彩与热闹。也让旅客在旅游狮城的同时也能缅怀辛亥革命的历史，从而增强新中人民的友谊。

辛亥革命催生了华侨中学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经过一整年的重修后，在10月9日重新开放。参观了纪念馆，让人深深地体会到辛亥革命对新马华文教育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革命推动了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改革理念更导致新马新型学校和女子学校的出现。第一所华文中学 -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也随之诞生。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七年（民国七年），同盟会成员陈嘉庚先生以三万元作为倡导，登高一呼发起设立新马第一所中学的创举。让新马各地的小学毕业生有深造的机会。这个创举立即得到了新马 华人热烈反应和支持，筹募了49万4千多元的建校基金。
于是，这所新马唯一的华文中学便在隔年，1919年3月21日成立并正式开课。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以陈嘉庚为首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新加坡的革命先驱人物，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任会长陈楚南先生和出任董事会财政的同盟会成员林义顺先生。
华侨中学成为新马最高的华文学府之后，新马各地先后也纷纷设立了现代化的华文中学，为新马造就各个不同领域的人才。
在新加坡， 华侨中学更是政治人才的摇篮。我国政坛人物如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以及林清祥、谢太宝等便是来自华侨中学。王总统那古色古香的华中毕业文凭成了纪念馆的文物，目前在二楼展厅展示。此外，多位现任我国国会议员也是华中的毕业生。
位于校园门口，在兴建中的地铁站将命名为陈嘉庚地铁站以纪念这位毁家兴学的先贤。华侨中学学生也在今年8月举行了戏剧演出“百年，瞬间”以纪念辛亥革命翻天覆地的百年历史。

香港的双语教育值得参考

在香港，多数上层社会的精英是出自当地的英文学校，可是他们却能用正确和流利的双语（英语和粤语）作为生活、社交与工作的语言。
最近从视频上看到了香港立法会以粤语辩论的精彩场面，更对受英文教育的议员们能以丰富的中文词汇，展开唇枪舌战，钦佩不已。他们到底是如何能有效地掌握好双语，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反观今天的新加坡，多数80后出生的年轻人，因词汇的严重缺乏，已无法以不参杂英语的华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见解。多看看电视台访问年轻人的对话场面便可知道其真相。华语运动展开了数十年，这样的成绩，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小学除英文科外，都是中文课本，三年級後英文课开始用英语教学。中学有分中文中学和英文中学，英文中学的教学语言除中文科外是英语。大学基本上是以英语來教学。在课堂外，香港大学生多以粤语而不用英语交谈，但却没有因此而降低了大学的学术水平。今年，香港大学在世界Quacquarelli Symonds （QS）最佳大學排名榜上，排名第22，勝过新加坡，是亚洲学府之冠。
香港也是非常商业化的社會，大、中、小企业多数是私人的，企业的主要生意來往是欧美以及世界各地，所有企业的來往公函都是以英文為主，中学毕业生的求职信都是用英文，必須懂英文打字，否則难被聘用。所有企业的內部文件也是以英文為主。
香港的公務员有近17万人，除低层和勞务人员，必須精通双语。香港的文职人员也須懂双语文。香港給英国人統治了150年，所有的法規、條文都是以英语文為主，英语文可以在香港大行其道，因此就这样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具有今天的双语优勢。
借鉴香港，我们的讲华语运动应该要倍加努力，积极营造一个如港人讲粤语一样的讲华语的环境。电视台、电台应多播华语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让观众和听众多听华语，增多华语词汇的认识。为推广华语的使用，政、商各界和社区组织领袖们应以身作则，多讲华语。在国会，部长和华族议员在国会应多以华语进行辩论。在社交场合，政、商界与社区领导应多多使用华语，以提高华语的社会地位，否则会让年轻一代把华语当成是贩夫走卒的语言而不加学习和使用。
随着新加坡家庭语言环境的改变，我们有必要从新检讨既有的语文政策。我们的是否应借鉴香港，研究香港双语教育的课程内容以进一步加强与推进双语教育的实施。我们是否应在幼稚园到小三阶段提升母语的比重，早日为孩子的母语教育扎根？我们的华文课程是要照顾学生的“兴趣”或是要求他们下点努力，不怕困难地去“埋头学习”呢？我们是否应因为语言大环境的改变而削足适履，背道而驰地再次降低母语的学习水平？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刊载于联合早报27/09/2011

幼稚园应提高母语学习比重

根据教育部对小一入学新生的家庭用语进行的调查，华族家庭已有高达61%小一新生的家庭主要用语是英语。比起1991年华族家庭讲英语的28%增高了一倍以上。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幼稚园学生的妈妈，以英语为家庭用语的百分比很快就会激增到70% 甚至80%左右。
为扭转乾坤，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今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要在幼稚园使用70%的时间学习母语，设立更多母语比重高（英语30%：华语70%）的幼稚园以配合部长的建议，是值得有关当局考虑的。
这样的安排将让孩子们在幼稚园有机会接触家庭用语以外的语言，为孩子营造双语环境，也为他们将来的双语学习排除障碍，这是个很好的建议。
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在幼儿阶段，掌握扎实的日常用语，往后要进一步学好华文，就会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前资政李光耀在庆祝88寿诞时也强调最好让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就开始分辨两种语言的不同，往后才能游刃于双语之间。
有鉴于此，现有的幼稚园应考虑尽快依据部长的建议，提高母语学习的比重，增加使用母语的时间至70%以响应与支持国家的双语政策。
除此之外，为了应付需求，华社团体如总商会、乡亲会馆、颐和轩等应重振先贤办学的精神，在全国各社区创办母语比重较高的幼稚园，作为推广母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际和有效的举措，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做出贡献。相信这样的行动必将会得到华社的响应和支持。

母语的学习与使用

　　9月8日，新上任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在第二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上吁请学校、家长和社区携手合作，营造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
　　这位出身英校的部长在遗憾年轻时没有学好华文之余，希望今天的年轻一代，在母语的学习上，先打下稳固的基础，以便终生受用。
　　第二天，王瑞杰部长在出席中华总商会的中秋联欢晚会上，进一步强调学生需要学习母语才能对亚洲社会和文化产生认同感。王部长对推动母语教育的热忱与努力令人赞赏，期待他在任期间，能对母语教育做更深入的探讨，在推动华社多讲华语的同时，也能对学生华文水平的提升做出努力，让多数年轻一代能成为不仅会讲华语，也懂得华文的真正双语人才，以维持我国的双语优势。
　　回顾今年年初，母语教育检讨委员会公布了“语文能力描述”的初步内容。在详读后，笔者认为小学语文能力的标准定得相当恰当。然而，在准备动用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费了十年的漫长岁月后，对中四生的语言能力仅限于学习“日常生活”有关课题, 这样的学习目标显然是太低了，应有突破性的修正。
　　国立大学中文系学者王惠助理教授在进行调查后发现，本地人如果掌握2500个词汇，就能进行日常对话。她指出，本地学生六年里就学了6000多个词汇。然而，多数词汇和生活无关。因此，无法听懂日常对话。我想，这样的问题可通过教材的改革来解决。改革后，小六学生的母语能力应该能应付日常生活上的需要了。可是，在中四阶段，学习不应再只限于“日常生活”的相关话题。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接触面的扩大，语文的学习范围也应更加广泛。除了生活语言外，也应懂得文化、宗教、史地、文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词汇，以便更深入了解母族文化，传承价值观。离校后，有更多国人可成为熟悉东西方文化，真正的双语，双文化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
　　报告中所提的教改方案，对口语的培训确是有帮助的。但是，新跃大学的罗福腾副教授就认为，母语的教改会进一步削弱华文的书写能力。就因为如此，宗乡总会也呼吁教育部在重视学生的听说能力的同时，别忽略培养学生的书面沟通能力。
　　我们不应该因语言大环境和家庭用语的改变，而一再削弱母语的学习水平。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办法。
为了保有我们的语言遗产和双语优势，除了营造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外，我们是否也应改善这大环境，让华文、华语有更大的使用空间，学有所用？家长和社区是否也应积极营造有利母语“使用”的新环境，让国人明白双语的重要性，进而增强对母语学习的热忱与重视，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王部长说得好；学习母语，有助于传承各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双语的掌握能让国人以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看世界。

学习母语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2008-03-08联合早报　

韩山元的《灵魂语言》一文，引发了正面和反面的回响。其中，刘学敏《迷失在灵魂与工具之间》（《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提出最大的质疑，即在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移民社会，以个人所属的民族的母语作为灵魂语言是否行得通？他质问：“要求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学习自己父母亲的母语，又有多少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韩先生曾在同年3月1日的言论版上发表《灵魂语言与人文教育》一文，对刘先生文章作出回应。在此我想说几句。

个人认为：是否以母语作为灵魂语言就如选择宗教信仰一样，是个人的权利，没有是非对错。学习母语是否有必要和有实用性，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照我看，韩先生是以一名老华校生、老报人，以及海南会馆的文教工作推动者，对民族教育表示关怀，对母语之不再是华族的思维语言而忧心忡忡，进而提出要求：“华族子弟不要只把华文当成赶搭中国经济快车的车票，而应把华语华文当作自己的灵魂语言”。

在新加坡，由于政府实行了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教育政策，再加上国人为了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有许多华人今天已将英语当母语。有些人甚至认为丢失传统民族文化又何妨，只要学好工具语言，有舒适的物质生活便可以了。那是他们的的思维与价值观，这样的选择是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是非对错。

然而，我想，华族子弟“学习自己父母亲的母语”，在今天来说，无疑也仍有其必要性和实用性。同时，看到华族同胞把语言从传统文化中人为地剥离，有心人难免对此耿耿于怀。有人也默默耕耘，希望作出努力使华人的传统文化得以在新加坡保存下来。

宗乡总会和各会馆每年拨出人力、物力与财力，举办各种活动，用意也在此。目前，华族文化节正在举行，这是个举办了17年的巨型活动。这些努力，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如果华族人士本身不予以赞赏，还说文化认同之举是“叫华文太沉重”，那就很让人深感困惑与遗憾了。

华中是政治人才的摇篮

国会大选的脚步声已渐渐逼近，执政党和反对党纷纷介绍了他们的候选人。
据《联合早报》3月24日报道，行动党青年团荷兰－武吉知马区主席陈佩玲，很可能在来届的大选披甲上阵。年仅28岁的她将会是行动党自1988年以来派出的最年轻候选人。
兼通双语的陈佩玲，和盛传行动党将派出的另一候选人沈颖一样，早年都毕业于华中初级学院。沈颖是李资政的候任首席私人秘书。有关陈佩玲和沈颖的报道出现在同一版位上，令人感受到华中是我国政治人才的摇篮。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政治史上，华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初期，也培育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议员和国会议员。他们都在年仅22岁时，被国人选为代议士，比陈佩玲还年轻六岁。这两位华中人，林清祥先生和谢太宝博士在1955年和1963年先后中选为武吉知马区立法议员和裕廊区国会议员。
此外，华中还培育了我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先生。华中以他为荣，在校园内建立了鼎昌楼，以纪念这位华中人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预祝两位年轻的华中人都被确定为候选人，并能如她们的学长们一样，成功地在大选中胜出，获选为代议士，以自强不息的华中精神，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刊载于联合早报 26/0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