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港补选在经历9天的激烈选战后，被副总理张志贤认为没有诚信，非工人党最佳人选，不够资格被选入国会的方荣发却以1万3447张（62.09%）选票的成绩战胜了人民行动党的朱倍庆（得票率为37.91%），让后者饮恨沙场。
初次在后港上阵的方荣发竟然能击败在后港基层苦心备战15个月，为后港人所熟知的“老将”朱倍庆，印证了工人党和刘程强在后港的强大实力。大部分后港选民把补选当成是全国选举的一部分而不仅是一场地方选举，否定了行动党在选前坚持补选是“地方选举”的说法。后港选民更希望在国会有多一把反对党的声音，宣扬民主，捍卫民主圣地。
虽然如此，行动党那年轻有为、能言善道、体恤贫老、翻新厕所、后港走透透的高素质候选人朱倍庆，确实也为他的党赢取了一些游离选票。这些后港的游离选民为朱倍庆的诚意而动情，也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希望后港有所改变，让有政府为后台的朱倍庆能更有效地使后港组屋尽早翻新，提高他们的组屋价值而把票投给行动党，使行动党得到比去年大选多了近3个百分点的选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使后港的选情有太大的改变。
据早报报道，刘程强已宣布决定推展和落实后港翻新计划。虽是败选，补选后仍然将担任后港基层组织顾问的朱倍庆，今后将以更宽容大方的君子态度，支持方荣发的组屋翻新和改善后港社区环境的计划，或是加以为难和阻挠，我们且拭目以待。
过去的大选，吴作栋到后港助选，并准备1亿元翻新后港区，可是后港选民却不为所动，他们明白后港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摇篮，李显龙总理和张副总理这次在选前都已相信后港是工人党难以攻破的堡垒。未来的大选，行动党要在后港区有所突破，除了需要有像朱倍庆那样的人才，继续在后港不断努力苦干外，还须继续在国家的层面做检讨，对当前各项有欠妥善的政策与措施，作更深入和具突破性的改革，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自去年大选以来，执政党因失去了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单选区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减少部长薪金、缩紧移民政策、照顾低收入家庭、改善公共交通、增建组屋等都是很受国人欢迎的措施。今后希望有更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等高层次的改革出现，让岛国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开放、具有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和谐社会， 让国人能摈弃前嫌与成见，团结一致，携手合作，努力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工人党虽然在老将刘程强的护航下赢了选战，但却也因饶欣龙事件、党员退党、傅日源风波以及匿名信泄漏会议记录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工人党的形象或多或少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这和工人党在这回的补选得票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或许有些关联。
此外，这次的补选并没有发现有其他反对党到来为工人党在群众大会上站台，也让人们对反对党的团结产生质疑。
（刊载于联合早报 31-05-2012）
2012年6月1日星期五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市长权杖
权杖是一种仪仗式的工具，。它是西方贵族或掌权者用来表示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用具，如：国王权杖、市长权杖、元帅权杖、教皇权杖等.
国王权杖是象征皇权的用具，通常为欧洲王国的国王所持有。权杖地位等同于中国的玉玺，装饰华丽，常为金、银等贵金属所打造，镶嵌有宝石。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支类似英国权杖的市长权杖。这支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国泰机构的老板陆运涛先生特地向英国爱丁堡金匠定制铸造，作为捐献给新加坡市以志其盛的礼物。
1954年3月，陆运涛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把这支权杖授给了当年的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于是，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1957年，王永元先生就任新加坡第一任市长。他认为权杖具有殖民地的象征意义，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宣布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于是，该权杖被收藏在市议会的储藏室内，一直到后来文化部长邝摄志先生在巡视市议会大厦时才偶然被发现。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国王权杖是象征皇权的用具，通常为欧洲王国的国王所持有。权杖地位等同于中国的玉玺，装饰华丽，常为金、银等贵金属所打造，镶嵌有宝石。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支类似英国权杖的市长权杖。这支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国泰机构的老板陆运涛先生特地向英国爱丁堡金匠定制铸造，作为捐献给新加坡市以志其盛的礼物。
1954年3月，陆运涛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把这支权杖授给了当年的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于是，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1957年，王永元先生就任新加坡第一任市长。他认为权杖具有殖民地的象征意义，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宣布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于是，该权杖被收藏在市议会的储藏室内，一直到后来文化部长邝摄志先生在巡视市议会大厦时才偶然被发现。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2012年5月4日星期五
多美尼•普都遮里 – 普杰立的父亲
22/04/2011
4 月10日，《早报星期天》以首版版位刊登了“老左的儿子”王乙康独家专访，并在新闻第8版的显著版位介绍了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的老爸，前社阵议员王连丁。为了让读者也知道另一位行动党候选人，“老左的儿子”普杰立，笔者在此也介绍了普杰立的老爸 – 多美尼•普都遮里 (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王连丁一样，多美尼•普都遮里早期也是行动党人，后因反对新马合倂，于1961年随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退出行动党加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他是个工会红人，与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巴尼齐名，是新加坡左翼工会六大领袖之一。
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展开“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多美尼•普都遮里、王连丁和林清祥等12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多美尼•普都遮里的哥哥，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
普杰立的伯伯，詹姆斯•普都遮里也是50年代和林清祥齐名的工运领袖。他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先后于1951，1956 和1963 年三度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大学时期，他和傅树介、林福寿、兀哈尔等年轻激进分子组织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展开反殖独立运动。1963年遭逮捕后，被遣回马来亚继续拘留。获释后，在马来亚开始其律师生涯。
詹姆斯。普都遮里在2000年 4月3日逝世于吉隆坡。
4 月10日，《早报星期天》以首版版位刊登了“老左的儿子”王乙康独家专访，并在新闻第8版的显著版位介绍了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的老爸，前社阵议员王连丁。为了让读者也知道另一位行动党候选人，“老左的儿子”普杰立，笔者在此也介绍了普杰立的老爸 – 多美尼•普都遮里 (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王连丁一样，多美尼•普都遮里早期也是行动党人，后因反对新马合倂，于1961年随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退出行动党加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他是个工会红人，与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巴尼齐名，是新加坡左翼工会六大领袖之一。
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展开“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多美尼•普都遮里、王连丁和林清祥等12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多美尼•普都遮里的哥哥，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
普杰立的伯伯，詹姆斯•普都遮里也是50年代和林清祥齐名的工运领袖。他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先后于1951，1956 和1963 年三度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大学时期，他和傅树介、林福寿、兀哈尔等年轻激进分子组织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展开反殖独立运动。1963年遭逮捕后，被遣回马来亚继续拘留。获释后，在马来亚开始其律师生涯。
詹姆斯。普都遮里在2000年 4月3日逝世于吉隆坡。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黑石号”的千年宝藏
“黑石号”的发现
轰动世界的“黑石”号发现者，德国人沃特法（Tilman Walterfang）先后打捞到３艘古代沉船，。他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太太是印尼人，他听厂里印尼工人提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岛屿水域沉没有古代珍宝，于是在1996年，带着潜水装备与印尼工人赶往传说沉有宝藏的水域。本来他只想利用假期潜水去感受海底寻宝，不料很快就有收获。1997年沃特法发现了明代鹰潭号沉船，1998年又发现了马热尼号沉船，并于同年在新加坡以南约240公里，接近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南沿海的勿裡洞島西岸以外不到三公里的浅水区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黑石”号的打捞始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从2000年开始对打捞文物进行整理。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带有唐代宝历二年年号（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沉船珍宝见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船体保存基本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阿拉伯远洋航船。船上载满中国陶瓷，见证了唐代中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特别是波斯、阿拉伯，已存在直接的海运贸易，证实了大唐、三佛齐和阿巴斯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肯定了中国和西亚之间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的船身结构
“黑石号”沉船总长度在20—22米之间，宽度约7米左右，是一艘独桅三角帆船。船身用来至印度和西非的木料制成的板拼合而成，再用椰壳纤维将木板捆绑，缝隙处以橄榄汁填塞。橄榄汁干后结实坚硬，起黏合作用。造船过程中不使用一个铁钉或铁栓。古船的“缝制”法至今还被沿用。据伊斯兰文献记载，这种造船方式在阿拉伯地区非常流行。
“黑石号”宝藏之丰富举世罕见
黑石号打捞“出水”的宝藏，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所捞出的陶瓷制品多达6万多件，98％是中国陶瓷，以湖南长沙窑为主。还包括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瓷器，种类丰富。這些瓷器大多是用大甕包裝的，瓷器之間似乎夾雜著一些荳芽菜。專家認為這種做法類似於現在使用的氣泡襯墊包裝，有防震作用。這些色彩鮮豔的瓷器被認為在唐朝非常流行。由于瓷器当初是要出口到国外，有大部分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
捞起的文物中，有3件完好无损，罕见的白釉钴蓝唐代青花瓷盘。这3個青花瓷盤，都是用伊朗進口的鈷颜料制成，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最完整的青花瓷，比全世界所稱的China中國瓷器的年代早了幾百年。
较奇特的文物包括金碗、金盘各三只，一件八角型金杯高10厘米，重625克，刻有西亚的七位乐师和一位舞者，是迄今被发现的最大唐朝金杯。金器之精美可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媲美。还有汉代、六朝、唐代铜镜。铜镜中那专供皇室用的唐代江心镜，是唯一的存世品，带有四灵神兽、道教八卦纹饰和铭文。由於有些文物製造精美，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文物有可能是唐朝帝王贈送的禮品。
河南巩县窑白釉绿彩瓷
打捞“出水”的白釉绿彩瓷器如狮形柄龙嘴壶、把杯、龙纹四瓣碗、菱纹四瓣碟与河南巩县烧造的同类产品风格近似。黑石号打捞出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长柄高足白釉绿彩的美丽把壶，具有龙头型壶盖，造型奇特，是宝藏中最大，也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在中国国内，同样造型的产品从未发现过，但同样造型的青铜把壶却在日本旧都奈良的一所庙宇内发现。
其他零星的捞起文物有砚、墨、骨灰盅等。沉船上也找到日常用品如玻璃瓶、西亚陶器、石磨、金币、安息香、琥珀、坚果、青铜勺、钹、漆盘、秤杆、金银首饰等私人物件与用具，说明了船上有来自西亚、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船员或乘客。
湖南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约占5万7千多件，基本为实用器物，碗盘类较多，以不同口径的碗类为主，其次为执壶和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注壶、少量动物形瓷塑和约5000多件瓷碗。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
有的瓷碗中写有“茶盏子”字样，标明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有些瓷器绘有大量装饰花叶、云彩、山、莲蓬、蝴蝶、飞鸟、海怪、西亚人头像、摩羯鱼纹等。摩羯是印度神话故事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此种纹饰在唐墓壁画和唐代金银器上都有表现，长沙窑也将其引入瓷器绘画装饰。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 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阿拉伯文字装饰，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宜西亚市场相应调整了自己的产品艺术特色。这些瓷器有一部分可能要在苏门答腊和爪哇销售。
浙江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和广东青瓷
打捞“出水”的瓷器还包括200件浙江出产的越窑青瓷（包括镂空香薰等罕见造型），300多件北方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证为河北邢窑白瓷产品），200件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邢窑和定窑白瓷因产量很少而罕见，价值最高。鉴赏家比作白银、白雪。最精致。胎薄、釉层光亮、轻盈和透明，是雅致的酒具和茶具。约200件越窑青瓷，鉴赏家比作美玉。罕见的双鱼瓶、四方形和四瓣椭圆形碗与金银器造型很相似。伊拉克、伊朗、埃及都有它的踪迹。此外，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瓷 ，其胎体上罩一层化妆土（泥浆），再施以含铜半透明釉料，价值也高，曾在西亚古迹、遗址出土。一些相同造型的“出水”的四瓣瓷碗和扬州出土的吻合。
在发现以上这些陶瓷制品以前，考古学家们推断，在12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农业是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但“黑石”号的发现改变了考古学家的想法。
宝藏展现不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
沉船宝藏中找到了回教和佛教纹饰和写上阿拉伯文及中文的长沙瓷器皿，还有那道教八卦图样的唐代铜镜，充分地展现了千年前不同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共存与交流。
“黑石号”商船的外交使命
文物中的一批白釉绿彩瓷中有两件碗盘在底足中央分别刻有“盈”字和“进奉”字样，说明黑石号运载的具西亚风格白釉绿彩瓷确属唐代皇家大盈库专烧的产品，是直接给波斯湾国家作为赏赐或国礼之用。同时还有大量金银器同船运输，显示了“黑石”号商船很可能搭载有外交使节或兼有外交使命。
扬州是海上陶瓷之路起点
从东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外销的瓷器已取代了丝绸的位置，应称为 “海上陶瓷之路”。公元826年，正值大唐盛世, 扬州和交州、广州、泉州，为当时的四大名港。作为唐代四大港口之一，扬州商贾云集，物流丰富。当时的扬州不但是国内瓷器的集散地，也是外销瓷器的最大港口，既有从扬州出发的唐船，也有从阿拉伯国家过来的商船。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超过万人。
扬州的路线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瓷器外销的任务。“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中，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而当时，长沙窑出产的瓷器主要就是用于外销。长沙窑的瓷器，只有通过扬州港口，才能到达世界各地。
“黑石号”上的“出水”瓷器，与扬州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吻合，不但全部在扬州出土过，而且形状也无异。
此外，“黑石号”沉船上还发现了的铜镜。有些上面还刻有“扬州扬子江心镜”的铭文。唐人铸铜镜，都要选择在农历五月初五的午时，在江中铸造，当时扬州的铸镜水平十分高超，铜镜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黑石”号确实是从扬州出发的。
宝藏落户狮城
20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文物界获悉了黑石号的简况，立即引起高度关注。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扬州、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新加坡、卡塔尔、日本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文物开价4000万美金，并提出“宝藏不应撤散收藏，必须整体购买”，令人却步。
在狮城富商邱德拔后人的捐助下，新加坡“圣淘沙”集团筹资3200万美金购得这批贵重文物。文物终于在2005年分批完整落户狮城，其中的450件沉船珍宝，包括前面所提的罕见青花瓷盘、高足把壶、金杯、铜镜等文物，曾在去年2月19日起至7月31日，为期5个多月在新加坡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出。今天，亚洲文明博物馆也展出了其中的143件文物，首次露面的有10件，包括博物馆的三件馆藏，让错过了去年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览的国人也能完成一睹宝藏的夙愿。
轰动世界的“黑石”号发现者，德国人沃特法（Tilman Walterfang）先后打捞到３艘古代沉船，。他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太太是印尼人，他听厂里印尼工人提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岛屿水域沉没有古代珍宝，于是在1996年，带着潜水装备与印尼工人赶往传说沉有宝藏的水域。本来他只想利用假期潜水去感受海底寻宝，不料很快就有收获。1997年沃特法发现了明代鹰潭号沉船，1998年又发现了马热尼号沉船，并于同年在新加坡以南约240公里，接近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南沿海的勿裡洞島西岸以外不到三公里的浅水区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黑石”号的打捞始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从2000年开始对打捞文物进行整理。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带有唐代宝历二年年号（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沉船珍宝见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船体保存基本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阿拉伯远洋航船。船上载满中国陶瓷，见证了唐代中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特别是波斯、阿拉伯，已存在直接的海运贸易，证实了大唐、三佛齐和阿巴斯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肯定了中国和西亚之间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的船身结构
“黑石号”沉船总长度在20—22米之间，宽度约7米左右，是一艘独桅三角帆船。船身用来至印度和西非的木料制成的板拼合而成，再用椰壳纤维将木板捆绑，缝隙处以橄榄汁填塞。橄榄汁干后结实坚硬，起黏合作用。造船过程中不使用一个铁钉或铁栓。古船的“缝制”法至今还被沿用。据伊斯兰文献记载，这种造船方式在阿拉伯地区非常流行。
“黑石号”宝藏之丰富举世罕见
黑石号打捞“出水”的宝藏，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所捞出的陶瓷制品多达6万多件，98％是中国陶瓷，以湖南长沙窑为主。还包括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瓷器，种类丰富。這些瓷器大多是用大甕包裝的，瓷器之間似乎夾雜著一些荳芽菜。專家認為這種做法類似於現在使用的氣泡襯墊包裝，有防震作用。這些色彩鮮豔的瓷器被認為在唐朝非常流行。由于瓷器当初是要出口到国外，有大部分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
捞起的文物中，有3件完好无损，罕见的白釉钴蓝唐代青花瓷盘。这3個青花瓷盤，都是用伊朗進口的鈷颜料制成，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最完整的青花瓷，比全世界所稱的China中國瓷器的年代早了幾百年。
较奇特的文物包括金碗、金盘各三只，一件八角型金杯高10厘米，重625克，刻有西亚的七位乐师和一位舞者，是迄今被发现的最大唐朝金杯。金器之精美可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媲美。还有汉代、六朝、唐代铜镜。铜镜中那专供皇室用的唐代江心镜，是唯一的存世品，带有四灵神兽、道教八卦纹饰和铭文。由於有些文物製造精美，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文物有可能是唐朝帝王贈送的禮品。
河南巩县窑白釉绿彩瓷
打捞“出水”的白釉绿彩瓷器如狮形柄龙嘴壶、把杯、龙纹四瓣碗、菱纹四瓣碟与河南巩县烧造的同类产品风格近似。黑石号打捞出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长柄高足白釉绿彩的美丽把壶，具有龙头型壶盖，造型奇特，是宝藏中最大，也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在中国国内，同样造型的产品从未发现过，但同样造型的青铜把壶却在日本旧都奈良的一所庙宇内发现。
其他零星的捞起文物有砚、墨、骨灰盅等。沉船上也找到日常用品如玻璃瓶、西亚陶器、石磨、金币、安息香、琥珀、坚果、青铜勺、钹、漆盘、秤杆、金银首饰等私人物件与用具，说明了船上有来自西亚、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船员或乘客。
湖南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约占5万7千多件，基本为实用器物，碗盘类较多，以不同口径的碗类为主，其次为执壶和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注壶、少量动物形瓷塑和约5000多件瓷碗。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
有的瓷碗中写有“茶盏子”字样，标明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有些瓷器绘有大量装饰花叶、云彩、山、莲蓬、蝴蝶、飞鸟、海怪、西亚人头像、摩羯鱼纹等。摩羯是印度神话故事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此种纹饰在唐墓壁画和唐代金银器上都有表现，长沙窑也将其引入瓷器绘画装饰。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 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阿拉伯文字装饰，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宜西亚市场相应调整了自己的产品艺术特色。这些瓷器有一部分可能要在苏门答腊和爪哇销售。
浙江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和广东青瓷
打捞“出水”的瓷器还包括200件浙江出产的越窑青瓷（包括镂空香薰等罕见造型），300多件北方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证为河北邢窑白瓷产品），200件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邢窑和定窑白瓷因产量很少而罕见，价值最高。鉴赏家比作白银、白雪。最精致。胎薄、釉层光亮、轻盈和透明，是雅致的酒具和茶具。约200件越窑青瓷，鉴赏家比作美玉。罕见的双鱼瓶、四方形和四瓣椭圆形碗与金银器造型很相似。伊拉克、伊朗、埃及都有它的踪迹。此外，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瓷 ，其胎体上罩一层化妆土（泥浆），再施以含铜半透明釉料，价值也高，曾在西亚古迹、遗址出土。一些相同造型的“出水”的四瓣瓷碗和扬州出土的吻合。
在发现以上这些陶瓷制品以前，考古学家们推断，在12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农业是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但“黑石”号的发现改变了考古学家的想法。
宝藏展现不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
沉船宝藏中找到了回教和佛教纹饰和写上阿拉伯文及中文的长沙瓷器皿，还有那道教八卦图样的唐代铜镜，充分地展现了千年前不同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共存与交流。
“黑石号”商船的外交使命
文物中的一批白釉绿彩瓷中有两件碗盘在底足中央分别刻有“盈”字和“进奉”字样，说明黑石号运载的具西亚风格白釉绿彩瓷确属唐代皇家大盈库专烧的产品，是直接给波斯湾国家作为赏赐或国礼之用。同时还有大量金银器同船运输，显示了“黑石”号商船很可能搭载有外交使节或兼有外交使命。
扬州是海上陶瓷之路起点
从东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外销的瓷器已取代了丝绸的位置，应称为 “海上陶瓷之路”。公元826年，正值大唐盛世, 扬州和交州、广州、泉州，为当时的四大名港。作为唐代四大港口之一，扬州商贾云集，物流丰富。当时的扬州不但是国内瓷器的集散地，也是外销瓷器的最大港口，既有从扬州出发的唐船，也有从阿拉伯国家过来的商船。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超过万人。
扬州的路线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瓷器外销的任务。“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中，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而当时，长沙窑出产的瓷器主要就是用于外销。长沙窑的瓷器，只有通过扬州港口，才能到达世界各地。
“黑石号”上的“出水”瓷器，与扬州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吻合，不但全部在扬州出土过，而且形状也无异。
此外，“黑石号”沉船上还发现了的铜镜。有些上面还刻有“扬州扬子江心镜”的铭文。唐人铸铜镜，都要选择在农历五月初五的午时，在江中铸造，当时扬州的铸镜水平十分高超，铜镜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黑石”号确实是从扬州出发的。
宝藏落户狮城
20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文物界获悉了黑石号的简况，立即引起高度关注。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扬州、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新加坡、卡塔尔、日本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文物开价4000万美金，并提出“宝藏不应撤散收藏，必须整体购买”，令人却步。
在狮城富商邱德拔后人的捐助下，新加坡“圣淘沙”集团筹资3200万美金购得这批贵重文物。文物终于在2005年分批完整落户狮城，其中的450件沉船珍宝，包括前面所提的罕见青花瓷盘、高足把壶、金杯、铜镜等文物，曾在去年2月19日起至7月31日，为期5个多月在新加坡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出。今天，亚洲文明博物馆也展出了其中的143件文物，首次露面的有10件，包括博物馆的三件馆藏，让错过了去年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览的国人也能完成一睹宝藏的夙愿。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让更多小学成为特选小学
前资政李光耀在1989年3月接受台湾记者的访谈时表示，如果时光能够回到1965年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以华文为第一语文，同时增加英文第二语文的节数，并鼓励家庭讲 英语的家长，在小学阶段把孩子送进华校。
于是，也在同年3月当年的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在国会提出了“保留传统，从小开始”，宣布设立四所教导华文和英文第一语文的特选小学。1990年又从原有的四所增至九所。20多年后的今天，华文特选小学却只增加到15所。
自1987年全国所有学校都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5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可是，在这期间，或许是特选小学的数目不多，没有听到官方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特选小学的呼声。
鉴于语言环境的迅速变化，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去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接着在去年年底，1亿元设立的学前双语教育基金宣告成立，双语教育的政策再度引起华社的关注, 双语授课时间的比率应如何分配成为讨论的课题。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应以母语为重，英语为辅。有人认为应是双语并重，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市场要多元化，让个别家长因个别家庭情况而作出选择
随后，《联合早报》报道了新加坡不少大众化和收费较高的学前中心这些年逐步增加华文教学的比重，投入更多资源在华文教学上的好消息。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子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
小学阶段更是语文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小学打好语文基础，将会受用一生。小学毕业后，他们可用所学的书面语言，来学习各种知识。因此母语学习可说是十二岁定终身。小学的母语教学是关键。小学母语教学成功，中学就一定成功，小学母语教学失败，中学就难免失败了。
有鉴于此，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的提高，我们也应考虑设立更多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让小学华文和英文的学习都提升为第一语文，以便让更多小学生能在升上中学后有兴趣和信心选修高级华文，进一步提高母语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往后成为能真正掌握双语、双文化的国人。
15所特选小学，只是全国不到9%的一小部分小学，确实是太少了。为了让更多国人都能学好双语、双文化，以传承华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保存谦让、爱国、正直、勤劳、舍己为群、自强不息、敬老尊贤、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教育部应及时放宽设立特选小学的门槛和条例，大幅度增多开设特选小学，以免为时太晚。
20多年来我国15所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都办得完善，井然有序，有浓郁的华校校风，能成功地培育了具有双语能力的毕业生。这成果强有力地说明了双语并重在小学阶段是可行的。加上学前母语教学比重的逐步提高，幼儿能更早接触母语环境而学好口语，在此情况下，相信多数学生到了小学阶段都不会有太大的母语学习障碍。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在小学实行双语并重的突破性改革是落实双语政策的基础；是培育双语人才，为我国打造双语优势的关键措施。
2012年2月23日刊于《联合早报》
于是，也在同年3月当年的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在国会提出了“保留传统，从小开始”，宣布设立四所教导华文和英文第一语文的特选小学。1990年又从原有的四所增至九所。20多年后的今天，华文特选小学却只增加到15所。
自1987年全国所有学校都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5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可是，在这期间，或许是特选小学的数目不多，没有听到官方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特选小学的呼声。
鉴于语言环境的迅速变化，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去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接着在去年年底，1亿元设立的学前双语教育基金宣告成立，双语教育的政策再度引起华社的关注, 双语授课时间的比率应如何分配成为讨论的课题。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应以母语为重，英语为辅。有人认为应是双语并重，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市场要多元化，让个别家长因个别家庭情况而作出选择
随后，《联合早报》报道了新加坡不少大众化和收费较高的学前中心这些年逐步增加华文教学的比重，投入更多资源在华文教学上的好消息。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子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
小学阶段更是语文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小学打好语文基础，将会受用一生。小学毕业后，他们可用所学的书面语言，来学习各种知识。因此母语学习可说是十二岁定终身。小学的母语教学是关键。小学母语教学成功，中学就一定成功，小学母语教学失败，中学就难免失败了。
有鉴于此，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的提高，我们也应考虑设立更多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让小学华文和英文的学习都提升为第一语文，以便让更多小学生能在升上中学后有兴趣和信心选修高级华文，进一步提高母语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往后成为能真正掌握双语、双文化的国人。
15所特选小学，只是全国不到9%的一小部分小学，确实是太少了。为了让更多国人都能学好双语、双文化，以传承华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保存谦让、爱国、正直、勤劳、舍己为群、自强不息、敬老尊贤、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教育部应及时放宽设立特选小学的门槛和条例，大幅度增多开设特选小学，以免为时太晚。
20多年来我国15所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都办得完善，井然有序，有浓郁的华校校风，能成功地培育了具有双语能力的毕业生。这成果强有力地说明了双语并重在小学阶段是可行的。加上学前母语教学比重的逐步提高，幼儿能更早接触母语环境而学好口语，在此情况下，相信多数学生到了小学阶段都不会有太大的母语学习障碍。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在小学实行双语并重的突破性改革是落实双语政策的基础；是培育双语人才，为我国打造双语优势的关键措施。
2012年2月23日刊于《联合早报》
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双语比重的商榷
自从1亿元设立的学前双语教育基金创立以来，双语教育的政策再度引起华社的关注,双语授课时间的比率应如何分配成为讨论的课题。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应以母语为重，英语为辅。有人认为应是双语并重，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市场要多元化，让个别家长因个别家庭情况而作出选择。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12月8日的早报上所言，我仍然认为，教育部应考虑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幼儿班和幼稚园。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华语比重高的学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有些家长会因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往后的小学会考中因英文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好成绩的“怕输”心理而选择了英语比重高的幼儿班和幼稚园。虽然如此，我们也无须限制私人机构继续开办以英语为主的学前教育课程，让家长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出选择。
记得前资政李光耀在1989年曾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或1970年，我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度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
如今，要实现李先生的想法，我想是为时未晚。我们可更早地从学前教育就开始把华文、华语作为第一语文，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先把子女送到华文幼儿班、幼稚园就读，之后再逐渐过渡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
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提高，我们可以考虑让小学华文和英文比重各占50%，双语并重。让华文成绩优良的小六毕业生有优先机会进入特选中学，以资鼓励。到了中学阶段，特选中学的学生华文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有能力以双语阅读和写作。
与此同时，当局也可考虑安排资质较低的毕业生在进入中学之前多加一年的学习时间，以便他们能顺利地从修读双语，过度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中。这样的措施将为双语教育的成功铺平道路，为实现真正的双语教育迈进一步。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因此，在幼儿时期，甚至是小学阶段，加强华语的学习是明智的，是不容犹疑的。
虽是如此，要让家长放心，相信华语的学习不至于影响他们的子女在小六毕业后有机会选读理想的中学，教育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尽早学好母语，增加母语教学比重是提高母语水平的有效措施。然而，要推广与发展双语教育，则还有赖于政治领导人的诚意和决心以及学生家长、教育界和社会各层面对双语政策的共识与支持，共同营造使用母语的大环境，让母语学有所用，方可望成效。
双语还未成功，国人尚须努力！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12月8日的早报上所言，我仍然认为，教育部应考虑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幼儿班和幼稚园。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华语比重高的学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有些家长会因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往后的小学会考中因英文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好成绩的“怕输”心理而选择了英语比重高的幼儿班和幼稚园。虽然如此，我们也无须限制私人机构继续开办以英语为主的学前教育课程，让家长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出选择。
记得前资政李光耀在1989年曾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或1970年，我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度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
如今，要实现李先生的想法，我想是为时未晚。我们可更早地从学前教育就开始把华文、华语作为第一语文，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先把子女送到华文幼儿班、幼稚园就读，之后再逐渐过渡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
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提高，我们可以考虑让小学华文和英文比重各占50%，双语并重。让华文成绩优良的小六毕业生有优先机会进入特选中学，以资鼓励。到了中学阶段，特选中学的学生华文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有能力以双语阅读和写作。
与此同时，当局也可考虑安排资质较低的毕业生在进入中学之前多加一年的学习时间，以便他们能顺利地从修读双语，过度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中。这样的措施将为双语教育的成功铺平道路，为实现真正的双语教育迈进一步。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因此，在幼儿时期，甚至是小学阶段，加强华语的学习是明智的，是不容犹疑的。
虽是如此，要让家长放心，相信华语的学习不至于影响他们的子女在小六毕业后有机会选读理想的中学，教育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尽早学好母语，增加母语教学比重是提高母语水平的有效措施。然而，要推广与发展双语教育，则还有赖于政治领导人的诚意和决心以及学生家长、教育界和社会各层面对双语政策的共识与支持，共同营造使用母语的大环境，让母语学有所用，方可望成效。
双语还未成功，国人尚须努力！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南洋最早的华校童子军
成立于1919年11月23日的华中童子军团是第一支在华校成立，讲华语的童子军团。至今已是91高龄了。
1919年3月21日华中成立后不久，在首任校长涂开舆先生的鼓励下，华中已成立了童子军，并在同年9月就开始演习童子军操。接着涂校长拜访了本地童子军总部，会晤了当年的马来亚童军总长富兰克先生（Commissioner Frank Cooper Sands）商讨童军注册手续，并通过富兰克先生的协助转呈所需资料给英国伦敦童军总部备案。富兰克是新马第一位童子军总监，被誉为马来亚童子军之父。
同年11月23日，学校邀请富兰克先生到校视察，检阅童子军后，富兰克先生对童子军的表现大表赞许并发表演讲，随即宣布华中童子军正式成立，成为新加坡童军第七团。今天，华中童子军是世界童子军运动（World Organis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的第88个成员.
在二战前，华中童子军是最早开展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二战后，在校友余孟伦医生的努力下，华中童子军得以从新复办，再度成为本地最早恢复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
今年，全国获得总统童军奖的8位童子军中有5位来自华中，使华中童子军自独立以来所得的总统童军奖总人数达到107位。加上独立前6位童军获得英皇奖和1位获得女皇奖，华中童子军获童军最高奖总人数达114人，成为历来获奖人数最多的新加坡童子军团。
我祝贺华中童子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1919年3月21日华中成立后不久，在首任校长涂开舆先生的鼓励下，华中已成立了童子军，并在同年9月就开始演习童子军操。接着涂校长拜访了本地童子军总部，会晤了当年的马来亚童军总长富兰克先生（Commissioner Frank Cooper Sands）商讨童军注册手续，并通过富兰克先生的协助转呈所需资料给英国伦敦童军总部备案。富兰克是新马第一位童子军总监，被誉为马来亚童子军之父。
同年11月23日，学校邀请富兰克先生到校视察，检阅童子军后，富兰克先生对童子军的表现大表赞许并发表演讲，随即宣布华中童子军正式成立，成为新加坡童军第七团。今天，华中童子军是世界童子军运动（World Organis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的第88个成员.
在二战前，华中童子军是最早开展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二战后，在校友余孟伦医生的努力下，华中童子军得以从新复办，再度成为本地最早恢复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
今年，全国获得总统童军奖的8位童子军中有5位来自华中，使华中童子军自独立以来所得的总统童军奖总人数达到107位。加上独立前6位童军获得英皇奖和1位获得女皇奖，华中童子军获童军最高奖总人数达114人，成为历来获奖人数最多的新加坡童子军团。
我祝贺华中童子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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