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双语教育应以母语为第一语言

去年11月28日，88高龄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设立一个1亿元的双语教育基金以加强学前双语教育机构的教导能力。基金的设立给我国日渐式微的母语教育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是亡羊补牢，但也为时未晚。双语教育基金也显示了政府对学前母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实行双语政策的决心。
语言环境起了变化方言的没落造成家庭语言的改变

随着1987年所有学校都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0多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

越来越多华人家庭已然使用英语，让孩子误以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在此情况下，要把华语文的教育从家庭做起，要年轻人的家庭使用华语是有可能的吗？年轻家长本身已惯于使用英语的今天，孩子们能否在家学好华文华语，令人质疑。

　
家庭用语的改变，让一部分华族学生因学前不懂华语，对母语学习感到困难而引发家长在去年一再要求降低母语的学习水平，导致教育部一度考虑降低小六会考的华文比重。

　
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

对从小就只讲英语的人来说，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难学的，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关键时期。因此，在幼儿阶段，掌握扎实的母语，往后要进一步学好华文，就会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学前教育母语比重应高于英语

为了更有效地让孩子们能浸濡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母语，以弥补家中母语学习环境的不足，笔者认为双语教育的成功关键在于加强学前母语教育。如果要学好华语文，让未来的下一代往后能真正掌握双语，最有效的方案还是从学前教育着手，把华文、华语作为学前教育的第一语文。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的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建议中的70%百分比是以目前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标准为准则。

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2011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已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博士就认为“小孩子有很多接触英文的机会，所以学前业者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以华语教学，创造华语的学习环境，甚至是完全使用华语，提供浸濡式的学习机会，将会有效提升幼儿的华文水平”。

鼓励民办启蒙班和幼稚园

为了应付需求，教育部也可鼓励华社团体如总商会、宗乡总会、会馆、颐和轩等重振先贤办学的精神，在全国各选区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作为推广母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际和有效的举措，同时也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做出贡献。相信这样的行动必将会得到华社的响应和支持。
　　

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

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双语学前教育除了可为孩子们日后学习母语铺平道路外，也将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在小学阶段，小一学生的英语授课时间则可增加到与母语相等的50%比重，然后逐年增加其百分率，期待到小六时再把英语授课时间回复到目前的70%。

为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随着小学生母语水平的提高，学生们在小六毕业后就能有足够的母语词汇作为日常生活用语。再加上年轻父母在家中以英语和孩子们交谈，小学毕业生将会因学校和家庭使用不同语言的配合而更早掌握双语。这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在中学阶段阅读和书写华文的能力。

学前教育以母语为第一语言的教学法，必将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提高母语学习的热诚，让国人都能学好双语，为我国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尽早进行学前教育的改革

在过去新加坡人凭着双语能力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理所当然，更不是永恒的。在越来越多中国人掌握英语能力的同时，能掌握汉语能力的各国人士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加坡不尽早进行学前教育的改革，国人不认真加紧学习双语，不断地提升母语能力与水平，现有的双语优势将落后于人，而一旦落后，要迎头赶上可就为时已晚了。

(修订于28/08/2012）

应考虑聘用退休华校生为华文教师

　　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近日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告诉记者，本地的华文教师人数目前还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因此教育部必须聘请外籍教师填补空缺。教育部在2015年之前，将为学校增派500名母语教师，以加强母语教师的阵容。沈颖也提到随着华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市场华文人才难求。
　　同时，她也强调，华文教师以本地人为核心是极为重要的。大多数语言教师若不是本地人，教学的过程就不免会有重要的元素遗失掉。
　　笔者非常同意她所说的华文教师必须要以本地人为核心的看法，因此在这里提出重新聘用退休华校生为华文教师以弥补土生华文教师断层的现象，希望抛砖引玉，并为教育部所采纳。
　　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的人数最多，当年报读华校小一的学生应是四大源流中人数最多的。这些华校生在今天大都已是或将是退休人士，占全国退休人数的不小比率。他们在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默默耕耘，最终大都能凭双语求存，成功地走完自己的事业旅途。
　　近20年来我国的华文水平出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影响所及，导致教育部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格称职的本地华文师资。在华文教师严重短缺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就地取材，招聘过去的传统华校生，包括来自我国传统华校和前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来填补空缺。这些华校生人数众多，是目前最佳的师资来源。他们因受惠于华文教育而具有对传承华族文化的高度热忱。他们有深厚的华文基础，熟悉本地的教育和语言环境，了解我国民情。
　　本地华校生在英语的大环境中成长。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和家庭经验，而且大都已是双语人才，甚至有不少是双语达人，容易和学生们以双语沟通。经过挑选，相信在短期的培训后，便可成为称职的合格教师，负起语文教育，传承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责任。
　　随着国人对保健的重视以及医疗设施与服务的改善，国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已退休的华校生虽是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健康者大有人在，相信有兴趣教育工作的华校生还是乐于为教育下一代付出最后的努力，为语言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据我所知，有些学校还有年近古稀，为学生所敬重的华文教师。今天，健康的72岁德士司机尚且可继续在路上奔驰，有热忱和健康的华文教师继续受聘，工作到70岁应该不是问题吧。
（刊于2012年8月24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新加坡市长废弃使用权杖

新加坡市长废弃使用权杖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类似英国权杖的新加坡市长权杖。这根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新加坡的影业鉅子陆运涛先生以新加坡市民的身份赠送给市议会主席以及后来的市长，作为纪念新加坡升格为市的标志性礼物。
新加坡市长权杖是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用手工缀合而成，充满珠光宝气。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椰林、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万5千元。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决定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当年的新加坡市议会主席。于是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李绍茂、巴金逊等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研究员，委任了英国人皮根顿约翰逊设计师和苏格兰名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
1954年初，权杖费时近一年铸造完成，并先后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很 受肯德公爵夫人和伦敦市民的赞赏。同年3月，权杖由英航昆达士客机运抵新加坡，于31日举行赠送仪式，由陆运涛亲自赠送给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仪式隆重，出席贵宾约有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每逢市议会开会时，一个西装笔挺的工作人员必戴上白手套，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驾临。于是，会议厅内的人士便须全体起立致敬，待权杖被安放好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方可坐下。会后，权杖也随主席的离开立刻被移出会议厅。
这根金碧辉煌的权杖勾起了我目睹它被当年的新加坡市长废弃，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1957年12月24日下午，市政厅内外挤满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市民到来观礼。在王邦文的提议，陈翠嫦的附议下，王永元先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被市议会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雷动掌声与欢呼。在会议主席的邀请下，王先生在高等法院副注册官陈文德的监誓下，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巫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华语和巫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
接着，在其他市议员也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先生向会议动议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认为权杖具有殖民统治的色彩与象征。他的动议获得了包括劳工阵线、工人党、巫统、自由社会党和无党派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的比数通过废除使用权杖。于是，那使用了约3年8个月的精美权杖便被移走，打入冷宫。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一律只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王市长在职期间，其亲民政策和政绩为行动党在1959年立法议会选举那有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奠下了稳固的基础，也为他个人在党中央建立了威信，成了党秘书长李光耀先生的政治对手。在大选胜利后召开的12人党中委会议中，他和李先生两人各获6票，被提名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人选，主持会议的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把决定性的一票给了李先生，让王市长和总理职位擦肩而过。　
1260字
2012-5-29原稿
2012-7-24增修

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学前教育

读了佛学院纪赟教授在早报上发表的的大作《新加坡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一文，深有感受，也想探讨有关课题，表达个人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纪教授的见解
纪教授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其论述可归纳简述如下：
1 纪教授以与多位海外佛教学者接触的个人经历说明华语语言和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种之一。并认为要学好华语文须从小开始。很多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时因“思想上的一时怠惰”，在孩子年幼时的语言学习黄金时期习惯上以英语与孩子交流，让孩子在语言（华语）训练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2 新加坡的幼稚园和小学学生没有一个好的华语学习环境，因此，应将家庭的华语交流和华文教育，当成一件当前应该解决的重中之重。华语文的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
华文难学
笔者非常同意纪教授对华语文难学的见解，尤其对从小就只讲英语的人来说，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难学的，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关键时期。因此，在幼儿阶段，掌握扎实的母语，往后要进一步学好华文，就会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建国总理李光耀也说过：“语言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能够在脑海中确立记忆的基因，根深蒂固”。
教育改革让年轻父母惯于使用英语
然而，自1987年全国所有学校都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5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
如今，越来越多华人家庭已然使用英语，让孩子误以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仔细地想一想，在此情况下，要把华语文的教育从家庭做起，要年轻人的家庭使用华语是有可能的吗？年轻家长本身已惯于使用英语的今天，孩子们能否在家学好华文华语，令人质疑。
方言的没落造成家庭语言的改变
自1979年政府展开“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讲华语动以来，讲方言的家庭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却是英语而非华语。 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从1980年的10%增高到2009年的60%.讲华语运动的结果却是“多讲英语，少说方言”。然而，由于讲华语运动不涉及印度语和马来语，大多数的印度人和马来人家庭还是使用他们的母语，还能在英语居强势的今天保持不变。个人以为，其原因是方言才是新加坡华人的母语，就有如广东话是香港人的母语，连不识中文的香港人都能讲的语言。香港人在回归前如果不讲广东话，今天很可能也会是一个讲英语的社会。
英语作为家庭用语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在今天的新加坡，英语是行政语言，是一种上层社会的强势语言。要儿女当高官、专业人士，赚大钱，就得学好语文，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要不太懂华语的年轻家长在家使用华语是不太现实的要求，这个任务，应由祖辈们来进行，他们应多以华语和孙儿女多沟通以确保中华语文与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应在于学前教育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华语文教育的关键除了如纪教授所说的在于家庭外，应在于学前教育，如果真诚的要学好华语文，让未来的下一代能真正掌握双语，最有效的方案还是从学前教育着手，把华文、华语作为学前教育的第一语文，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
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幼稚园
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2011年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已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博士就认为“小孩子有很多接触英文的机会，所以学前业者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以华语教学，创造华语的学习环境，甚至是完全使用华语，提供浸濡式的学习机会，将会有效提升幼儿的华文水平”。
有鉴于此，现有的启蒙班和幼稚园应考虑尽快依据部长的建议，调整教学用语的比重，以应付需求，响应部长的号召。
为了应付需求，华社团体如总商会、乡亲会馆、颐和轩等应重振先贤办学的精神，在全国各选区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作为推广母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际和有效的举措，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做出贡献。相信这样的行动必将会得到华社的响应和支持
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除了私人创办的幼儿园，政府也应考虑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华语比重高的学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有些家长会因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往后的小学会考中因英文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好成绩的“怕输”心理而选择了英语比重高的私人启蒙班和幼稚园。虽然如此，我们也无须限制私人机构继续开办以英语为主的学前教育课程，让家长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出选择。
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启蒙班和幼稚园
为了更有效地让孩子们能浸濡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母语，以弥补家中母语学习环境的不足，教育部可考虑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基金的成立正好可为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幼稚园提供必要的资金。建议中的70%百分比是以目前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标准为准则。
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双语学前教育除了可为孩子们日后学习母语铺平道路外，也将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在小学阶段，小一学生的英语授课时间则可增加到与母语相等的50%比重，然后逐年增加其百分率，期待到小六时再把英语授课时间增加到目前的70%。
学前教育以母语为第一语言的教学法，必将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提高母语学习的热诚，让国人都能学好双语，为我国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在过去新加坡人凭着双语能力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理所当然，更不是永恒的。在越来越多中国人掌握英语能力的同时，能掌握汉语能力的各国人士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加坡人再不认真学习双语，不断地提升母语能力，现有的双语优势将落后于人，而一旦落后，要迎头赶上就可不容易了。

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 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在新马独立之前，新加坡老一辈並不懂马来文的华人（包括非土生华人）大都能讲混杂中国方言的不纯正马来语（巴刹马来语）。当年，马来语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的主要语言。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以期和不同的种族结合为单一国家的公民。自治邦成立不久，成人教育局、民间团体纷纷开办了不少马来文班级、政府开展了“效忠周”与“国语运动”，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南洋大学更开办了马来语文系，培育了不少马来语文著名学者如：廖裕芳教授、陈达生博士、廖建裕博士与杨贵谊博士等。

　　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然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四种官方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国人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在国会发表演说。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成立，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及行动党市议员在就职典礼当天首次在会议厅以华语和马来语发言，获得在场观礼的市民雷动般的不绝掌声。今天，只有少部分的议员在新加坡国会以他们的母语发言，以国语发言者更是罕见。

　　华文虽是官方语文之一，但由于英文是官方的行政语文，即使精通华文的华人也大都习惯采用英文与官方机构沟通，自动放弃使用华文的权力，以求让要办理的事情得到较快的处理和解决。


英文为单一行政语文

　　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于是，英文成为上层社会使用的强势语文，是大多数机构主管级人员日常沟通的语言。处于这样的大环境，其他官方语言的应用逐步被边缘化是明显的趋势。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华族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新加坡英语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然而，部分讲英语的新加坡人以没有正确语法且混杂马来语或华人方言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他们相互沟通的生活语言。
华语取代方言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除了路经牛车水的东北线外，其他三条地铁列车车厢里，只听到广播员在到站时单用英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年轻一代的华人因华文水平低，缺乏华语词汇已大都无法讲不参杂英语的华语，对阅读华文报刊有困难而索性放弃阅读。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淡米尔语是多数淡米尔人的家庭用语

　　新加坡约有9%的人口是印度人，其中多数是讲淡米尔语的淡米尔人，约占新加坡印度人口的58%。
　　

淡米尔语是一种有超过二千年历史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方，该地区的人主要说淡米尔语，所以淡米尔语被列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在2000年，新加坡有约26万印度人，其中有约38.8%使用淡米尔语为家庭用语，占淡米尔人的67%。英语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主要沟通语言，老一辈的印度人也以不纯正的马来语和其他种族沟通。

(修正版 7/8/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