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部分“马里士他路”改名“中山路”

     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经过一年的重修后终于2011年10月8日在张永福的后辈张志贤副总理的主持下举行了重新开馆仪式。晚晴园在重新开馆后短短的三星期内便迎来了七万多国内外访客，其魅力由此可见。

     据早报报道，随着晚晴园邻近的“中山公园”在去年落成后，有两家酒店和“中山商场”也将先后在不久开业，为中山公园添加新景象，吸引旅客到晚晴园来参观。晚晴园馆长潘宣辉希望酒店和商场的落成能让目前到来参观的外国访客人数倍增。

     当年到来参加开馆仪式的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认为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世界众多孙中山纪念馆中深具特色，是最能代表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密切关系的纪念馆。它彰显了海外华人对那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让中国人永远不忘和感激新加坡先贤参与这场革命的历史事迹。

     晚晴园的存在既是具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与备受重视，笔者认为应大大加强对晚晴园的宣传，使它也成为全世界海内外华人到访新加坡旅游时不可错过的重要景点。其中最有效的步骤之一是把晚晴园附近的部分“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改名为“中山路”(Zhong Shan Road)。为了也不让国人忘记马里士他这位本地甘蔗园园主，可保留从汤申路至摩绵路这一段路名的“马里士他路” (Balestier Road)原名，一举两得。

     道路改名并非是新鲜事，过去“兰拉街”(Dunlop Street)改名“南洛街”便是其中一例。要是改名会引起某些不便，可考虑全段英文路名“Balestier Road”保持不变。

     在今天，多数新加坡的年轻人已不知孙中山是何人，原因是孙中山的英文译名是孙逸仙Sun Yat Sen. “马里士他路”的改名有助于年轻国人认识和知道孙中山，进而引发他们对近代历史的兴趣和认识，明白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

     在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厦门、青岛等地都有中山路。在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也可找到中山路。新加坡如果也有中山路将会让晚晴园因其所在地而加强其知名度。

     “中山公园”是市区重建局所定，是本地历来第一次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公园。建议中的改名若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与落实，笔者更期望“中山大酒店”、“小桃园俱乐部”、“小桃园餐馆”等与晚晴园相关的旅游项目将会先后出现在中山路、中山公园、和马里士他路，为旅游业带来商机，为晚晴园增添光彩与热闹。也为中、港、台旅客在旅游狮城增添景点的同时也能缅怀辛亥革命的历史，了解我国华人先贤与孙中山以及中国现代史的密切关系。

用华语报地铁站名

除了由新捷运经营的、路经牛车水站的地铁东北线外，其余由SMRT企业经营的地铁线路一向都只有英语站名广播。为了方便不懂英语的老人及旅客，SMRT企业从今年10月开始在东西线和南北线进行增加华语站名广播的测试，此举令不少讲华语的华人感到兴奋。遗憾的是，测试不久后，SMRT又突然在12月5日停止华语播音测试，令人大失所望。

　 有些英语舆论认为，采用华语播音，也应考虑用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播音，以免其他种族会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我想持有这样说法的人，有一部分或许认为以华语播音只是为了讨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而产生了不满情绪，因而把其他种族会被边缘化作为反对理由。孰不知，这个措施也方便了那些在建国初期为国家做出奉献、不懂英语的本地年长人士。我就亲身经历一些听不懂英语的年长者，在车厢拥挤而看不到窗外的地铁站名或景物的情况下，向我询问列车是否已开过了他们所要到的车站。

　 反对以华语报道地铁站名的人士，大都是一些主张全民使用单语（英语）的本地英语社群的精“英”，他们在英文网络媒体，甚至在《今日报》、《海峡时报》等英文报纸刊登文章，制造舆论，反对使用华语，认为我国应以英语作为单一语言，以傲慢的态度，排斥华语的使用。

　 最近在英文报《星期日时报》上，更看到了以“Just English will do”（《只要英语就行》）为题的一篇社论，认为SMRT以华语广播站名的测试是不智之举，只是为了方便日益增多的中国移民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并引用一个博客的文章来加强他的论点，这名博客说他的一些非华人朋友认为华语广播会离间不同族群，但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非华人朋友到底有多少人、是何方人士。社论也认为中国新移民应学习基本的英语以便融入本地社会。

　 须知地铁英语站名和马来语、淡米尔语的发音相差不大，马来人和印度人听英语站名是没有困难的。可是，有些英文站名却是和中文站名完全相异，例如：港湾、牛车水、花拉公园、小印度、政府大厦、金文泰、百胜等等，不胜枚举。

　 其实，广播中文站名会伤害种族和谐是个似是而非，未经证实的说法， 真正的反对理由或许出自反对者本身因不谙华语而排斥华语的不良心态。

　 以华语广播站名除了方便年长者外，也方便每年来新加坡旅游的的近百万中国和台湾旅客，让他们因语文上的方便而重游狮城，为旅游业带来了商机，也为国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在华社积极营造母语使用环境的今天，这些完全不尊重华人使用母语的诉求的英语族群，把不懂英语的华人族群边缘化，主张使用单语（英语）的言论，确实令人遗憾。

终止以华语广播地铁站名的舆论，是与我国30多年来推动的“讲华语运动”和立国基石之一的双语政策背道而驰的。“Just English will do”的新加坡将会丧失宝贵的华族传统文化，让国人最终成为无根的浮萍，成为没有文化方向的新加坡人。这些是英语社群的精英们所无法理解的。

（本文刊载于2012年12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宏文学校重视品格教育

据早报报道，教育部将在2014年推出新的品格与教育课程，小学的华文德育课本将被取名为《好品德  好公民》。相信这是教育部在检讨了其多年的教育政策后，开始重视品德教育的一大改革措施。

今年9月，副总理尚达曼在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致词，在肯定陈六使先生的贡献和强调发扬华校回馈社会的优良传统之余，也重点提出了要更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让下一代都能有更高的品格修养，点出了未来需要培育”品学兼优”的人才的教育大方向，这是可喜的新气象。

德、智、体、美、劳是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人才素质定位的基本准则。其中道德教育排在第一位，是儒家教育的基本思想。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目标不外是强调培育在学术上有优越表现或是办事能力高强的行政与管理精英（智育与劳育）。对这些“精英”们的品格修养和人文精神（德育与美育）的重视却有不足之处。

最近，我有幸参与了宏文学校品格教育奖的评选工作，以 “关爱”、“尽责”、“正直”  和 “热忱” 的校训为准绳，颁奖给23位全校从小一到小六，品格最优秀，彬彬有礼的小学生。这是教育部从今年开始，首次为推广品格教育所颁发的新奖项，体现了教育部已开始了对品格教育的重视与决心。

在过去，学校每年只颁奖给成绩最好或是课外活动表现最好的学生。品格优秀，但考试成绩或课外活动表现不特出的学生一向无缘得奖。

宏文学校是一所深具华校传统的小学，现在是全国特选小学之一，具有90多年的校史。除了颁发“品格优秀”奖外，学校也颁发“好学生”奖章给 “孝顺、好学、守礼” 的学生。

孝顺：要求孩子早晚向父母请安，每天最少帮父母做一件事。

好学：要求孩子上课专心听课，准时交作业，按时温习功课。

守礼：要求孩子在各个场合，出席各类活动时，遵守条规，符合礼节

同时，校友会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母校推广品格教育，颁发了“品格之星”奖给全校208位品德优秀的小学生，以资鼓励。

此外，为了回馈母校，支持母校推广品格教育，学校的校友和在校学生不遗余力地从11月3日至11月24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品格教育美展，以美术为媒体，积极宣扬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自古以来都是至关重要的。“德育”是社会性的；其他教育可说是自我之物，是在自我属性的前提下而进入社会的，需用“德”的力量来推动。一个身体越好，智慧越高，办事能力越强但品德沦丧的人才，其对社会的危害是越大的，这是举世周知的事实。

不久前，报章上一度看到不少本地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丑闻报道层出不穷，或许这是我国精英人才道德日益沦丧的警钟。品德教育的及时推行虽是亡羊补牢，但却也是为时未晚。

学前双语教育应以母语为第一语言

去年11月28日，88高龄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宣布设立一个1亿元的双语教育基金以加强学前双语教育机构的教导能力。基金的设立给我国日渐式微的母语教育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是亡羊补牢，但也为时未晚。双语教育基金也显示了政府对学前母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实行双语政策的决心。
语言环境起了变化方言的没落造成家庭语言的改变

随着1987年所有学校都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0多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

越来越多华人家庭已然使用英语，让孩子误以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这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在此情况下，要把华语文的教育从家庭做起，要年轻人的家庭使用华语是有可能的吗？年轻家长本身已惯于使用英语的今天，孩子们能否在家学好华文华语，令人质疑。

　
家庭用语的改变，让一部分华族学生因学前不懂华语，对母语学习感到困难而引发家长在去年一再要求降低母语的学习水平，导致教育部一度考虑降低小六会考的华文比重。

　
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

对从小就只讲英语的人来说，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难学的，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关键时期。因此，在幼儿阶段，掌握扎实的母语，往后要进一步学好华文，就会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学前教育母语比重应高于英语

为了更有效地让孩子们能浸濡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母语，以弥补家中母语学习环境的不足，笔者认为双语教育的成功关键在于加强学前母语教育。如果要学好华语文，让未来的下一代往后能真正掌握双语，最有效的方案还是从学前教育着手，把华文、华语作为学前教育的第一语文。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的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建议中的70%百分比是以目前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标准为准则。

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2011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已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博士就认为“小孩子有很多接触英文的机会，所以学前业者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以华语教学，创造华语的学习环境，甚至是完全使用华语，提供浸濡式的学习机会，将会有效提升幼儿的华文水平”。

鼓励民办启蒙班和幼稚园

为了应付需求，教育部也可鼓励华社团体如总商会、宗乡总会、会馆、颐和轩等重振先贤办学的精神，在全国各选区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作为推广母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际和有效的举措，同时也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做出贡献。相信这样的行动必将会得到华社的响应和支持。
　　

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

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双语学前教育除了可为孩子们日后学习母语铺平道路外，也将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在小学阶段，小一学生的英语授课时间则可增加到与母语相等的50%比重，然后逐年增加其百分率，期待到小六时再把英语授课时间回复到目前的70%。

为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随着小学生母语水平的提高，学生们在小六毕业后就能有足够的母语词汇作为日常生活用语。再加上年轻父母在家中以英语和孩子们交谈，小学毕业生将会因学校和家庭使用不同语言的配合而更早掌握双语。这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在中学阶段阅读和书写华文的能力。

学前教育以母语为第一语言的教学法，必将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提高母语学习的热诚，让国人都能学好双语，为我国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尽早进行学前教育的改革

在过去新加坡人凭着双语能力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理所当然，更不是永恒的。在越来越多中国人掌握英语能力的同时，能掌握汉语能力的各国人士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加坡不尽早进行学前教育的改革，国人不认真加紧学习双语，不断地提升母语能力与水平，现有的双语优势将落后于人，而一旦落后，要迎头赶上可就为时已晚了。

(修订于28/08/2012）

应考虑聘用退休华校生为华文教师

　　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近日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告诉记者，本地的华文教师人数目前还不能满足学校的需求，因此教育部必须聘请外籍教师填补空缺。教育部在2015年之前，将为学校增派500名母语教师，以加强母语教师的阵容。沈颖也提到随着华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市场华文人才难求。
　　同时，她也强调，华文教师以本地人为核心是极为重要的。大多数语言教师若不是本地人，教学的过程就不免会有重要的元素遗失掉。
　　笔者非常同意她所说的华文教师必须要以本地人为核心的看法，因此在这里提出重新聘用退休华校生为华文教师以弥补土生华文教师断层的现象，希望抛砖引玉，并为教育部所采纳。
　　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四大语文源流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的人数最多，当年报读华校小一的学生应是四大源流中人数最多的。这些华校生在今天大都已是或将是退休人士，占全国退休人数的不小比率。他们在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默默耕耘，最终大都能凭双语求存，成功地走完自己的事业旅途。
　　近20年来我国的华文水平出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影响所及，导致教育部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格称职的本地华文师资。在华文教师严重短缺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就地取材，招聘过去的传统华校生，包括来自我国传统华校和前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来填补空缺。这些华校生人数众多，是目前最佳的师资来源。他们因受惠于华文教育而具有对传承华族文化的高度热忱。他们有深厚的华文基础，熟悉本地的教育和语言环境，了解我国民情。
　　本地华校生在英语的大环境中成长。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和家庭经验，而且大都已是双语人才，甚至有不少是双语达人，容易和学生们以双语沟通。经过挑选，相信在短期的培训后，便可成为称职的合格教师，负起语文教育，传承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责任。
　　随着国人对保健的重视以及医疗设施与服务的改善，国人的寿命不断提高，已退休的华校生虽是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健康者大有人在，相信有兴趣教育工作的华校生还是乐于为教育下一代付出最后的努力，为语言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据我所知，有些学校还有年近古稀，为学生所敬重的华文教师。今天，健康的72岁德士司机尚且可继续在路上奔驰，有热忱和健康的华文教师继续受聘，工作到70岁应该不是问题吧。
（刊于2012年8月24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新加坡市长废弃使用权杖

新加坡市长废弃使用权杖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类似英国权杖的新加坡市长权杖。这根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新加坡的影业鉅子陆运涛先生以新加坡市民的身份赠送给市议会主席以及后来的市长，作为纪念新加坡升格为市的标志性礼物。
新加坡市长权杖是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用手工缀合而成，充满珠光宝气。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椰林、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万5千元。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决定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当年的新加坡市议会主席。于是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李绍茂、巴金逊等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研究员，委任了英国人皮根顿约翰逊设计师和苏格兰名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
1954年初，权杖费时近一年铸造完成，并先后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很 受肯德公爵夫人和伦敦市民的赞赏。同年3月，权杖由英航昆达士客机运抵新加坡，于31日举行赠送仪式，由陆运涛亲自赠送给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仪式隆重，出席贵宾约有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每逢市议会开会时，一个西装笔挺的工作人员必戴上白手套，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驾临。于是，会议厅内的人士便须全体起立致敬，待权杖被安放好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方可坐下。会后，权杖也随主席的离开立刻被移出会议厅。
这根金碧辉煌的权杖勾起了我目睹它被当年的新加坡市长废弃，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1957年12月24日下午，市政厅内外挤满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市民到来观礼。在王邦文的提议，陈翠嫦的附议下，王永元先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被市议会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雷动掌声与欢呼。在会议主席的邀请下，王先生在高等法院副注册官陈文德的监誓下，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巫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华语和巫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
接着，在其他市议员也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先生向会议动议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认为权杖具有殖民统治的色彩与象征。他的动议获得了包括劳工阵线、工人党、巫统、自由社会党和无党派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的比数通过废除使用权杖。于是，那使用了约3年8个月的精美权杖便被移走，打入冷宫。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一律只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王市长在职期间，其亲民政策和政绩为行动党在1959年立法议会选举那有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奠下了稳固的基础，也为他个人在党中央建立了威信，成了党秘书长李光耀先生的政治对手。在大选胜利后召开的12人党中委会议中，他和李先生两人各获6票，被提名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人选，主持会议的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把决定性的一票给了李先生，让王市长和总理职位擦肩而过。　
1260字
2012-5-29原稿
2012-7-24增修

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学前教育

读了佛学院纪赟教授在早报上发表的的大作《新加坡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一文，深有感受，也想探讨有关课题，表达个人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纪教授的见解
纪教授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其论述可归纳简述如下：
1 纪教授以与多位海外佛教学者接触的个人经历说明华语语言和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种之一。并认为要学好华语文须从小开始。很多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时因“思想上的一时怠惰”，在孩子年幼时的语言学习黄金时期习惯上以英语与孩子交流，让孩子在语言（华语）训练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2 新加坡的幼稚园和小学学生没有一个好的华语学习环境，因此，应将家庭的华语交流和华文教育，当成一件当前应该解决的重中之重。华语文的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
华文难学
笔者非常同意纪教授对华语文难学的见解，尤其对从小就只讲英语的人来说，华文是所有语言中最难学的，要学好华语必须要很早扎根。幼儿时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关键时期。因此，在幼儿阶段，掌握扎实的母语，往后要进一步学好华文，就会事半功倍，驾轻就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建国总理李光耀也说过：“语言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能够在脑海中确立记忆的基因，根深蒂固”。
教育改革让年轻父母惯于使用英语
然而，自1987年全国所有学校都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5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
如今，越来越多华人家庭已然使用英语，让孩子误以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仔细地想一想，在此情况下，要把华语文的教育从家庭做起，要年轻人的家庭使用华语是有可能的吗？年轻家长本身已惯于使用英语的今天，孩子们能否在家学好华文华语，令人质疑。
方言的没落造成家庭语言的改变
自1979年政府展开“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讲华语动以来，讲方言的家庭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却是英语而非华语。 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从1980年的10%增高到2009年的60%.讲华语运动的结果却是“多讲英语，少说方言”。然而，由于讲华语运动不涉及印度语和马来语，大多数的印度人和马来人家庭还是使用他们的母语，还能在英语居强势的今天保持不变。个人以为，其原因是方言才是新加坡华人的母语，就有如广东话是香港人的母语，连不识中文的香港人都能讲的语言。香港人在回归前如果不讲广东话，今天很可能也会是一个讲英语的社会。
英语作为家庭用语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在今天的新加坡，英语是行政语言，是一种上层社会的强势语言。要儿女当高官、专业人士，赚大钱，就得学好语文，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要不太懂华语的年轻家长在家使用华语是不太现实的要求，这个任务，应由祖辈们来进行，他们应多以华语和孙儿女多沟通以确保中华语文与传统文化得以保存。
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应在于学前教育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华语文教育的关键除了如纪教授所说的在于家庭外，应在于学前教育，如果真诚的要学好华语文，让未来的下一代能真正掌握双语，最有效的方案还是从学前教育着手，把华文、华语作为学前教育的第一语文，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
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幼稚园
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2011年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已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博士就认为“小孩子有很多接触英文的机会，所以学前业者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以华语教学，创造华语的学习环境，甚至是完全使用华语，提供浸濡式的学习机会，将会有效提升幼儿的华文水平”。
有鉴于此，现有的启蒙班和幼稚园应考虑尽快依据部长的建议，调整教学用语的比重，以应付需求，响应部长的号召。
为了应付需求，华社团体如总商会、乡亲会馆、颐和轩等应重振先贤办学的精神，在全国各选区创办母语比重高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作为推广母语，传承中华文化的实际和有效的举措，为我国的双语教育做出贡献。相信这样的行动必将会得到华社的响应和支持
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除了私人创办的幼儿园，政府也应考虑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华语比重高的学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有些家长会因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往后的小学会考中因英文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好成绩的“怕输”心理而选择了英语比重高的私人启蒙班和幼稚园。虽然如此，我们也无须限制私人机构继续开办以英语为主的学前教育课程，让家长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出选择。
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启蒙班和幼稚园
为了更有效地让孩子们能浸濡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母语，以弥补家中母语学习环境的不足，教育部可考虑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启蒙班和幼稚园。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基金的成立正好可为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幼稚园提供必要的资金。建议中的70%百分比是以目前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的标准为准则。
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双语学前教育除了可为孩子们日后学习母语铺平道路外，也将提高全国小学生的母语水平。在小学阶段，小一学生的英语授课时间则可增加到与母语相等的50%比重，然后逐年增加其百分率，期待到小六时再把英语授课时间增加到目前的70%。
学前教育以母语为第一语言的教学法，必将有利于母语的学习环境，提高母语学习的热诚，让国人都能学好双语，为我国双语政策的成功奠下更坚固的基础。
在过去新加坡人凭着双语能力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理所当然，更不是永恒的。在越来越多中国人掌握英语能力的同时，能掌握汉语能力的各国人士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加坡人再不认真学习双语，不断地提升母语能力，现有的双语优势将落后于人，而一旦落后，要迎头赶上就可不容易了。

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 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在新马独立之前，新加坡老一辈並不懂马来文的华人（包括非土生华人）大都能讲混杂中国方言的不纯正马来语（巴刹马来语）。当年，马来语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的主要语言。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以期和不同的种族结合为单一国家的公民。自治邦成立不久，成人教育局、民间团体纷纷开办了不少马来文班级、政府开展了“效忠周”与“国语运动”，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南洋大学更开办了马来语文系，培育了不少马来语文著名学者如：廖裕芳教授、陈达生博士、廖建裕博士与杨贵谊博士等。

　　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然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四种官方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国人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在国会发表演说。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成立，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及行动党市议员在就职典礼当天首次在会议厅以华语和马来语发言，获得在场观礼的市民雷动般的不绝掌声。今天，只有少部分的议员在新加坡国会以他们的母语发言，以国语发言者更是罕见。

　　华文虽是官方语文之一，但由于英文是官方的行政语文，即使精通华文的华人也大都习惯采用英文与官方机构沟通，自动放弃使用华文的权力，以求让要办理的事情得到较快的处理和解决。


英文为单一行政语文

　　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于是，英文成为上层社会使用的强势语文，是大多数机构主管级人员日常沟通的语言。处于这样的大环境，其他官方语言的应用逐步被边缘化是明显的趋势。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华族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新加坡英语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然而，部分讲英语的新加坡人以没有正确语法且混杂马来语或华人方言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他们相互沟通的生活语言。
华语取代方言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除了路经牛车水的东北线外，其他三条地铁列车车厢里，只听到广播员在到站时单用英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年轻一代的华人因华文水平低，缺乏华语词汇已大都无法讲不参杂英语的华语，对阅读华文报刊有困难而索性放弃阅读。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淡米尔语是多数淡米尔人的家庭用语

　　新加坡约有9%的人口是印度人，其中多数是讲淡米尔语的淡米尔人，约占新加坡印度人口的58%。
　　

淡米尔语是一种有超过二千年历史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方，该地区的人主要说淡米尔语，所以淡米尔语被列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在2000年，新加坡有约26万印度人，其中有约38.8%使用淡米尔语为家庭用语，占淡米尔人的67%。英语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主要沟通语言，老一辈的印度人也以不纯正的马来语和其他种族沟通。

(修正版 7/8/2012）

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在新马独立之前，新加坡老一辈並不懂马来文的华人（包括非土生华人）大都能讲混杂中国方言的不纯正马来语（巴刹马来语）.当年，马来语成为华人与其他民族沟通的主要语言。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以期和不同的种族结合为单一国家的公民。自治邦成立不久, 成人教育局、民间团体纷纷开办了不少马来文班级、政府开展了“效忠周”与“国语运动”，掀起了学习国语的热潮。南洋大学更开办了马来语文系，培育了不少马来语文著名学者如:廖裕芳教授、陈达生博士、廖建裕博士与杨贵谊博士等。。
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然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四种官方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国人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在国会发表演说。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成立，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及行动党市议员在就职典礼当天首次在会议厅以华语和马来语发言，获得在场观礼的市民雷动般的不绝掌声。在今天，我们有时也可听到总理和少部分的议员以他们的母语发言。
华文虽是官方语文之一，但由于英文是官方的行政语文，即使精通华文的华人也大都习惯采用英文与官方机构沟通，自动放弃使用华文的权力，以求让要办理的事情得到较快的处理和解决。

英文为单一行政语文
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华族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新加坡英语以英国英语为标准。然而，部分讲英语的新加坡人以没有正确语法且混杂马来语或华人方言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他们相互沟通的生活语言。

华语取代方言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除了路经牛车水的东北线外，其他三条地铁列车车厢里，只听到广播员在到站时单用英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年轻一代的华人因华文水平低，缺乏华语词汇已大都无法讲不参杂英语的华语，对阅读华文报刊有困难而索性放弃阅读。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淡米尔语是多数淡米尔人的家庭用语
新加坡约有9% 的人口是印度人，其中多数是讲淡米尔语的淡米尔人，约占我国印度人口的58%。
淡米尔语是一种有超过二千年历史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通行于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东北部。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方 ，该地区的人主要说淡米尔语， 所以淡米尔语被列为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在2000年，我国有约26万印度人，其中有约38.8% 使用淡米尔语为家庭用语，占淡米尔人的67%。英语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主要沟通语言，老一辈的印度人也以不纯正的马来语和其他种族沟通。

2012-7-18原文（早报：《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不同》）
2012-7-26增修 （随笔南洋:《国语与官方语文》）

新加坡的语文环境已大不同

（2012-07-18）
黄国全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是个多语言的国家，其官方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很多新移民或外来旅客或许误以为英语是国语，而不知道新加坡的国语其实是马来语。
　　《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Majula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其歌词是由马来人朱毕赛先生以马来语写成，国歌必须以马来语唱出。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为了要争取新马合并，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国人以实际的行动学习国语。如今，年轻人对国语的学习热忱已消失殆尽。由于不懂国语，虽也能唱国歌，但对国歌的内容含义和领悟却是模糊的。
　　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定为官方语文，但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英语成为政府、金融、法律和商界的行政语言。一切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工商文件、合同，概以英文为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机构一直采用英语作为其单一行政语言。
　　1987年新加坡实行了统一的国民教育政策，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的教学语言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80后的年轻人在英语教育的学习环境中成长，都能很好地掌握英语，他们现在大都已是幼稚园学生或是小学生的家长，在家里以英语和孩子沟通。因此，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很快地，新加坡将会是个全民讲英语的社会。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华文和华语的使用，在新加坡却有日渐式微的趋势。在地铁环线的列车车厢里，基本已无法看到华文字，到站时的广播也不像东北线列车般，也用华语向搭客报告车站。车厢内看华文报刊的年轻人。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新加坡公民。
　　政府展开了三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在华语取代了方言的同时，英语也逐渐取代了华语。一个以“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为口号的运动，却产生了“多讲英语，少说华语”的效果，其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索。
（本文于2012年7月18日刊于联合早报交流版）

给多生育的父母更多奖励

今天，在新加坡，很多女性都接受了教育，和男性同工同酬。女性可以选择保持单身，只有当一位男性能给她的生活增加价值，或者当她想要孩子的时候才去结婚，导致了婚姻的推迟，出生率的下降。
　　在2011年华裔的生育率在全部人口中是最低的，只有1.08。很多女性不是推迟结婚，就是保持单身。在年龄介于30到34岁之间的新加坡人中，有44%的男性和31%的女性是单身，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国人迟婚和延后生育，导致新加坡人的生育率下跌至1.2，与人口的2.1替代水平相差很大。
　　据《联合早报》报道：为了鼓励国人结婚和为人父母，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例如：让人们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为新妈妈和小孩的父母保留权益，提供奖励配套以帮助父母支付养育孩子的开销。据国家人口及人才署估计，在目前的奖励配套下，一个中等入息，有两个孩子满7岁的家庭，可享有2万元婴儿花红、5万3000元的育儿及托儿津贴、1万元所得税减免。此外，妈妈生育每一胎孩子，可有四个月产假、每年六天的家长事假等。整个奖励配套总值约14万2000元。
　　自2001年初政府推出多项鼓励生育的措施和奖励配套，从每年5亿元到2008年的16亿元，接二连三提出庞大拨款的配套，但效果仍是令人失望。
　　政府至今所推出的鼓励结婚措施，范围包括：设立社交发展网，提高单身者的社交机会；保留更多预购组屋单位给首次申请组屋的新婚夫妇等都无法扭转国人迟婚的趋势，单身的百分比逐年增高。此外，已婚而不生育者达21.8%，那丰厚的奖励配套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除了继续鼓励结婚以及提供已婚家庭的奖励配套外，可考虑配套以外的措施，如给已育有两个孩子的家长更多的鼓励，让他们考虑生育第三个孩子，以提高我国的生育率。
　　相关调查及咨询结果也显示，77%的已婚者渴望有两三个孩子，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些已婚者，给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曙光。政府应采给育有多孩子的父母年老时享有免费医疗优待 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鼓励这些父母再生育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项。
给多生育的父母年老时享有免费医疗优待
笔者认为：除了现有的各种奖励配套外，更有效的奖励是让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老人在65岁或古稀之年，获得免费的医疗照顾，以回报他们为国家培育新一代的公民所做出的贡献。这将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至于害怕会因过去养育多孩子的负担而导致年老时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应付未来昂贵的医药开支。
　　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尤其是只有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的家庭，在家庭环境许可下，一般上，更希望添多一个与自己的孩子不同性别的孩子，以增添家庭的乐趣。再者，第三个孩子上大学时，老大或已就业，在必要时，可资助老三的教育开支。我想，给予适当的鼓励，要这些人带来人口的增长是会比要未婚者早婚或是要已婚者早生贵子来得容易。
　　至于已生育三个孩子的父母，如果愿意再为国家生儿育女，增添人口，自然应受欢迎，应给予与生育第三个孩子的父母同样的免费医疗优待，以资鼓励。
低生育率是我国的隐忧。如果没有未雨绸缪我们将不得不依靠移民来弥补人口的不足，要是没有新移民，岛国就会面临劳动人口的萎缩进而导致经济停滞的不良后果。
(刊载于联合早报 07/07/2012)

期待更多文教与政治改革

后港补选在经历9天的激烈选战后，被副总理张志贤认为没有诚信，非工人党最佳人选，不够资格被选入国会的方荣发却以1万3447张（62.09%）选票的成绩战胜了人民行动党的朱倍庆（得票率为37.91%），让后者饮恨沙场。
　
初次在后港上阵的方荣发竟然能击败在后港基层苦心备战15个月，为后港人所熟知的“老将”朱倍庆，印证了工人党和刘程强在后港的强大实力。大部分后港选民把补选当成是全国选举的一部分而不仅是一场地方选举，否定了行动党在选前坚持补选是“地方选举”的说法。后港选民更希望在国会有多一把反对党的声音，宣扬民主，捍卫民主圣地。
　　
虽然如此，行动党那年轻有为、能言善道、体恤贫老、翻新厕所、后港走透透的高素质候选人朱倍庆，确实也为他的党赢取了一些游离选票。这些后港的游离选民为朱倍庆的诚意而动情，也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希望后港有所改变，让有政府为后台的朱倍庆能更有效地使后港组屋尽早翻新，提高他们的组屋价值而把票投给行动党，使行动党得到比去年大选多了近3个百分点的选票。可是这一切都无法使后港的选情有太大的改变。
　　
据早报报道，刘程强已宣布决定推展和落实后港翻新计划。虽是败选，补选后仍然将担任后港基层组织顾问的朱倍庆，今后将以更宽容大方的君子态度，支持方荣发的组屋翻新和改善后港社区环境的计划，或是加以为难和阻挠，我们且拭目以待。
　　
过去的大选，吴作栋到后港助选，并准备1亿元翻新后港区，可是后港选民却不为所动，他们明白后港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摇篮，李显龙总理和张副总理这次在选前都已相信后港是工人党难以攻破的堡垒。未来的大选，行动党要在后港区有所突破，除了需要有像朱倍庆那样的人才，继续在后港不断努力苦干外，还须继续在国家的层面做检讨，对当前各项有欠妥善的政策与措施，作更深入和具突破性的改革，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自去年大选以来，执政党因失去了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单选区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减少部长薪金、缩紧移民政策、照顾低收入家庭、改善公共交通、增建组屋等都是很受国人欢迎的措施。今后希望有更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等高层次的改革出现，让岛国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开放、具有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和谐社会， 让国人能摈弃前嫌与成见，团结一致，携手合作，努力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工人党虽然在老将刘程强的护航下赢了选战，但却也因饶欣龙事件、党员退党、傅日源风波以及匿名信泄漏会议记录等事件，引发人们对工人党的形象或多或少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这和工人党在这回的补选得票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或许有些关联。
　　
此外，这次的补选并没有发现有其他反对党到来为工人党在群众大会上站台，也让人们对反对党的团结产生质疑。

（刊载于联合早报 31-05-2012）

市长权杖

权杖是一种仪仗式的工具，。它是西方贵族或掌权者用来表示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用具，如：国王权杖、市长权杖、元帅权杖、教皇权杖等.

国王权杖是象征皇权的用具，通常为欧洲王国的国王所持有。权杖地位等同于中国的玉玺，装饰华丽，常为金、银等贵金属所打造，镶嵌有宝石。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支类似英国权杖的市长权杖。这支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国泰机构的老板陆运涛先生特地向英国爱丁堡金匠定制铸造，作为捐献给新加坡市以志其盛的礼物。

1954年3月，陆运涛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把这支权杖授给了当年的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于是，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1957年，王永元先生就任新加坡第一任市长。他认为权杖具有殖民地的象征意义，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宣布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于是，该权杖被收藏在市议会的储藏室内，一直到后来文化部长邝摄志先生在巡视市议会大厦时才偶然被发现。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多美尼•普都遮里 – 普杰立的父亲

22/04/2011
4 月10日，《早报星期天》以首版版位刊登了“老左的儿子”王乙康独家专访，并在新闻第8版的显著版位介绍了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的老爸，前社阵议员王连丁。为了让读者也知道另一位行动党候选人，“老左的儿子”普杰立，笔者在此也介绍了普杰立的老爸 – 多美尼•普都遮里 (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王连丁一样，多美尼•普都遮里早期也是行动党人，后因反对新马合倂，于1961年随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退出行动党加入新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他是个工会红人，与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巴尼齐名，是新加坡左翼工会六大领袖之一。

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展开“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多美尼•普都遮里、王连丁和林清祥等12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多美尼•普都遮里的哥哥，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

普杰立的伯伯，詹姆斯•普都遮里也是50年代和林清祥齐名的工运领袖。他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先后于1951，1956 和1963 年三度因政治事件被捕入狱。大学时期，他和傅树介、林福寿、兀哈尔等年轻激进分子组织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展开反殖独立运动。1963年遭逮捕后，被遣回马来亚继续拘留。获释后，在马来亚开始其律师生涯。

詹姆斯。普都遮里在2000年 4月3日逝世于吉隆坡。

“黑石号”的千年宝藏

“黑石号”的发现
轰动世界的“黑石”号发现者，德国人沃特法（Tilman Walterfang）先后打捞到３艘古代沉船，。他本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太太是印尼人，他听厂里印尼工人提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岛屿水域沉没有古代珍宝，于是在1996年，带着潜水装备与印尼工人赶往传说沉有宝藏的水域。本来他只想利用假期潜水去感受海底寻宝，不料很快就有收获。1997年沃特法发现了明代鹰潭号沉船，1998年又发现了马热尼号沉船，并于同年在新加坡以南约240公里，接近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南沿海的勿裡洞島西岸以外不到三公里的浅水区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黑石”号的打捞始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从2000年开始对打捞文物进行整理。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带有唐代宝历二年年号（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沉船珍宝见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船体保存基本完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阿拉伯远洋航船。船上载满中国陶瓷，见证了唐代中国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诸国，特别是波斯、阿拉伯，已存在直接的海运贸易，证实了大唐、三佛齐和阿巴斯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海上丝绸之路”保留了珍贵的实物，肯定了中国和西亚之间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黑石号”的船身结构
“黑石号”沉船总长度在20—22米之间，宽度约7米左右，是一艘独桅三角帆船。船身用来至印度和西非的木料制成的板拼合而成，再用椰壳纤维将木板捆绑，缝隙处以橄榄汁填塞。橄榄汁干后结实坚硬，起黏合作用。造船过程中不使用一个铁钉或铁栓。古船的“缝制”法至今还被沿用。据伊斯兰文献记载，这种造船方式在阿拉伯地区非常流行。
“黑石号”宝藏之丰富举世罕见
　　黑石号打捞“出水”的宝藏，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所捞出的陶瓷制品多达6万多件，98％是中国陶瓷，以湖南长沙窑为主。还包括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瓷器，种类丰富。這些瓷器大多是用大甕包裝的，瓷器之間似乎夾雜著一些荳芽菜。專家認為這種做法類似於現在使用的氣泡襯墊包裝，有防震作用。這些色彩鮮豔的瓷器被認為在唐朝非常流行。由于瓷器当初是要出口到国外，有大部分甚至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
捞起的文物中，有3件完好无损，罕见的白釉钴蓝唐代青花瓷盘。这3個青花瓷盤，都是用伊朗進口的鈷颜料制成，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最完整的青花瓷，比全世界所稱的China中國瓷器的年代早了幾百年。
较奇特的文物包括金碗、金盘各三只，一件八角型金杯高10厘米，重625克，刻有西亚的七位乐师和一位舞者，是迄今被发现的最大唐朝金杯。金器之精美可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媲美。还有汉代、六朝、唐代铜镜。铜镜中那专供皇室用的唐代江心镜，是唯一的存世品，带有四灵神兽、道教八卦纹饰和铭文。由於有些文物製造精美，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文物有可能是唐朝帝王贈送的禮品。
河南巩县窑白釉绿彩瓷
打捞“出水”的白釉绿彩瓷器如狮形柄龙嘴壶、把杯、龙纹四瓣碗、菱纹四瓣碟与河南巩县烧造的同类产品风格近似。黑石号打捞出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长柄高足白釉绿彩的美丽把壶，具有龙头型壶盖，造型奇特，是宝藏中最大，也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在中国国内，同样造型的产品从未发现过，但同样造型的青铜把壶却在日本旧都奈良的一所庙宇内发现。
其他零星的捞起文物有砚、墨、骨灰盅等。沉船上也找到日常用品如玻璃瓶、西亚陶器、石磨、金币、安息香、琥珀、坚果、青铜勺、钹、漆盘、秤杆、金银首饰等私人物件与用具，说明了船上有来自西亚、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船员或乘客。
湖南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约占5万7千多件，基本为实用器物，碗盘类较多，以不同口径的碗类为主，其次为执壶和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注壶、少量动物形瓷塑和约5000多件瓷碗。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
有的瓷碗中写有“茶盏子”字样，标明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有些瓷器绘有大量装饰花叶、云彩、山、莲蓬、蝴蝶、飞鸟、海怪、西亚人头像、摩羯鱼纹等。摩羯是印度神话故事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此种纹饰在唐墓壁画和唐代金银器上都有表现，长沙窑也将其引入瓷器绘画装饰。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 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阿拉伯文字装饰，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宜西亚市场相应调整了自己的产品艺术特色。这些瓷器有一部分可能要在苏门答腊和爪哇销售。
浙江越窑青瓷、北方白瓷和广东青瓷
打捞“出水”的瓷器还包括200件浙江出产的越窑青瓷（包括镂空香薰等罕见造型），300多件北方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证为河北邢窑白瓷产品），200件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邢窑和定窑白瓷因产量很少而罕见，价值最高。鉴赏家比作白银、白雪。最精致。胎薄、釉层光亮、轻盈和透明，是雅致的酒具和茶具。约200件越窑青瓷，鉴赏家比作美玉。罕见的双鱼瓶、四方形和四瓣椭圆形碗与金银器造型很相似。伊拉克、伊朗、埃及都有它的踪迹。此外，河南巩县窑的白釉绿彩瓷 ，其胎体上罩一层化妆土（泥浆），再施以含铜半透明釉料，价值也高，曾在西亚古迹、遗址出土。一些相同造型的“出水”的四瓣瓷碗和扬州出土的吻合。
在发现以上这些陶瓷制品以前，考古学家们推断，在12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农业是当时中国的支柱产业。但“黑石”号的发现改变了考古学家的想法。
宝藏展现不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
沉船宝藏中找到了回教和佛教纹饰和写上阿拉伯文及中文的长沙瓷器皿，还有那道教八卦图样的唐代铜镜，充分地展现了千年前不同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共存与交流。
“黑石号”商船的外交使命
文物中的一批白釉绿彩瓷中有两件碗盘在底足中央分别刻有“盈”字和“进奉”字样，说明黑石号运载的具西亚风格白釉绿彩瓷确属唐代皇家大盈库专烧的产品，是直接给波斯湾国家作为赏赐或国礼之用。同时还有大量金银器同船运输，显示了“黑石”号商船很可能搭载有外交使节或兼有外交使命。
扬州是海上陶瓷之路起点
从东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外销的瓷器已取代了丝绸的位置，应称为 “海上陶瓷之路”。公元826年，正值大唐盛世, 扬州和交州、广州、泉州，为当时的四大名港。作为唐代四大港口之一，扬州商贾云集，物流丰富。当时的扬州不但是国内瓷器的集散地，也是外销瓷器的最大港口，既有从扬州出发的唐船，也有从阿拉伯国家过来的商船。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超过万人。
扬州的路线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瓷器外销的任务。“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中，最多的是长沙窑瓷器，而当时，长沙窑出产的瓷器主要就是用于外销。长沙窑的瓷器，只有通过扬州港口，才能到达世界各地。
“黑石号”上的“出水”瓷器，与扬州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吻合，不但全部在扬州出土过，而且形状也无异。
此外，“黑石号”沉船上还发现了的铜镜。有些上面还刻有“扬州扬子江心镜”的铭文。唐人铸铜镜，都要选择在农历五月初五的午时，在江中铸造，当时扬州的铸镜水平十分高超，铜镜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黑石”号确实是从扬州出发的。
宝藏落户狮城
20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文物界获悉了黑石号的简况，立即引起高度关注。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扬州、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新加坡、卡塔尔、日本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文物开价4000万美金，并提出“宝藏不应撤散收藏，必须整体购买”，令人却步。
在狮城富商邱德拔后人的捐助下，新加坡“圣淘沙”集团筹资3200万美金购得这批贵重文物。文物终于在2005年分批完整落户狮城，其中的450件沉船珍宝，包括前面所提的罕见青花瓷盘、高足把壶、金杯、铜镜等文物，曾在去年2月19日起至7月31日，为期5个多月在新加坡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出。今天，亚洲文明博物馆也展出了其中的143件文物，首次露面的有10件，包括博物馆的三件馆藏，让错过了去年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展览的国人也能完成一睹宝藏的夙愿。

让更多小学成为特选小学

前资政李光耀在1989年3月接受台湾记者的访谈时表示，如果时光能够回到1965年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以华文为第一语文，同时增加英文第二语文的节数，并鼓励家庭讲 英语的家长，在小学阶段把孩子送进华校。

于是，也在同年3月当年的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在国会提出了“保留传统，从小开始”，宣布设立四所教导华文和英文第一语文的特选小学。1990年又从原有的四所增至九所。20多年后的今天，华文特选小学却只增加到15所。

自1987年全国所有学校都使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近25年来，我国的语言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小一学生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已从1980年的10%增高到超过60%。不久的将来，更多80后出生的女孩将成为幼稚园学生的妈妈，其家庭的英语使用率很快就会激增到70%甚至80%左右。可是，在这期间，或许是特选小学的数目不多，没有听到官方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特选小学的呼声。

鉴于语言环境的迅速变化，前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去年1月23日在与武吉知马居民的对话会上建议幼儿家庭与幼稚园使用语须适当平衡，在家多讲英语的孩子，在幼稚园应有70%时间使用华语。

接着在去年年底，1亿元设立的学前双语教育基金宣告成立，双语教育的政策再度引起华社的关注, 双语授课时间的比率应如何分配成为讨论的课题。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应以母语为重，英语为辅。有人认为应是双语并重，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市场要多元化，让个别家长因个别家庭情况而作出选择

随后，《联合早报》报道了新加坡不少大众化和收费较高的学前中心这些年逐步增加华文教学的比重，投入更多资源在华文教学上的好消息。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子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

小学阶段更是语文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小学打好语文基础，将会受用一生。小学毕业后，他们可用所学的书面语言，来学习各种知识。因此母语学习可说是十二岁定终身。小学的母语教学是关键。小学母语教学成功，中学就一定成功，小学母语教学失败，中学就难免失败了。

有鉴于此，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的提高，我们也应考虑设立更多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让小学华文和英文的学习都提升为第一语文，以便让更多小学生能在升上中学后有兴趣和信心选修高级华文，进一步提高母语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往后成为能真正掌握双语、双文化的国人。

15所特选小学，只是全国不到9%的一小部分小学，确实是太少了。为了让更多国人都能学好双语、双文化，以传承华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保存谦让、爱国、正直、勤劳、舍己为群、自强不息、敬老尊贤、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教育部应及时放宽设立特选小学的门槛和条例，大幅度增多开设特选小学，以免为时太晚。

20多年来我国15所双语并重的特选小学都办得完善，井然有序，有浓郁的华校校风，能成功地培育了具有双语能力的毕业生。这成果强有力地说明了双语并重在小学阶段是可行的。加上学前母语教学比重的逐步提高，幼儿能更早接触母语环境而学好口语，在此情况下，相信多数学生到了小学阶段都不会有太大的母语学习障碍。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在小学实行双语并重的突破性改革是落实双语政策的基础；是培育双语人才，为我国打造双语优势的关键措施。

2012年2月23日刊于《联合早报》

双语比重的商榷

自从1亿元设立的学前双语教育基金创立以来，双语教育的政策再度引起华社的关注,双语授课时间的比率应如何分配成为讨论的课题。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应以母语为重，英语为辅。有人认为应是双语并重，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市场要多元化，让个别家长因个别家庭情况而作出选择。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12月8日的早报上所言，我仍然认为，教育部应考虑设立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幼儿班和幼稚园。也就是说，母语教导的分量应在英语之上，让课程70%时间以华语授课，同时把学前教育也纳入正规教育的一部分。
这里要强调的是把华语比重高的学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有些家长会因害怕他们的孩子在往后的小学会考中因英文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好成绩的“怕输”心理而选择了英语比重高的幼儿班和幼稚园。虽然如此，我们也无须限制私人机构继续开办以英语为主的学前教育课程，让家长依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作出选择。
记得前资政李光耀在1989年曾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或1970年，我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度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
如今，要实现李先生的想法，我想是为时未晚。我们可更早地从学前教育就开始把华文、华语作为第一语文，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教学，并鼓励所有家长先把子女送到华文幼儿班、幼稚园就读，之后再逐渐过渡到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
随着学前教育的母语比重提高，我们可以考虑让小学华文和英文比重各占50%，双语并重。让华文成绩优良的小六毕业生有优先机会进入特选中学，以资鼓励。到了中学阶段，特选中学的学生华文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有能力以双语阅读和写作。
与此同时，当局也可考虑安排资质较低的毕业生在进入中学之前多加一年的学习时间，以便他们能顺利地从修读双语，过度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中学课程中。这样的措施将为双语教育的成功铺平道路，为实现真正的双语教育迈进一步。
专家的科学研究已证明，0至6岁是人的一生中大脑迅速发展的阶段。8岁前，脑的80%就已经发育完成。在这成长期，是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创造力等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建立语文基础能力和培养兴趣的关键年龄。因此，在幼儿时期，甚至是小学阶段，加强华语的学习是明智的，是不容犹疑的。
虽是如此，要让家长放心，相信华语的学习不至于影响他们的子女在小六毕业后有机会选读理想的中学，教育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前总理吴作栋说得好，“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目标是：英文作为进行国际经贸、吸收先进知识和从事高新科技研发的必要工具，同时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语；母语则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以免新加坡人民沦为“全球化海洋里的漂浮物，愚昧地随波逐流”。
在今天，我们的华文、华语水平是否已能用来灌输亚洲文明价值观和继承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相信是令人置疑的。因此，双语教育还有不少待改进的空间。
尽早学好母语，增加母语教学比重是提高母语水平的有效措施。然而，要推广与发展双语教育，则还有赖于政治领导人的诚意和决心以及学生家长、教育界和社会各层面对双语政策的共识与支持，共同营造使用母语的大环境，让母语学有所用，方可望成效。
双语还未成功，国人尚须努力！

南洋最早的华校童子军

成立于1919年11月23日的华中童子军团是第一支在华校成立，讲华语的童子军团。至今已是91高龄了。

1919年3月21日华中成立后不久，在首任校长涂开舆先生的鼓励下，华中已成立了童子军，并在同年9月就开始演习童子军操。接着涂校长拜访了本地童子军总部，会晤了当年的马来亚童军总长富兰克先生（Commissioner Frank Cooper Sands）商讨童军注册手续，并通过富兰克先生的协助转呈所需资料给英国伦敦童军总部备案。富兰克是新马第一位童子军总监，被誉为马来亚童子军之父。

同年11月23日，学校邀请富兰克先生到校视察，检阅童子军后，富兰克先生对童子军的表现大表赞许并发表演讲，随即宣布华中童子军正式成立，成为新加坡童军第七团。今天，华中童子军是世界童子军运动（World Organis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的第88个成员.

在二战前，华中童子军是最早开展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二战后，在校友余孟伦医生的努力下，华中童子军得以从新复办，再度成为本地最早恢复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

今年，全国获得总统童军奖的8位童子军中有5位来自华中，使华中童子军自独立以来所得的总统童军奖总人数达到107位。加上独立前6位童军获得英皇奖和1位获得女皇奖，华中童子军获童军最高奖总人数达114人，成为历来获奖人数最多的新加坡童子军团。

我祝贺华中童子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创辉煌！